番茄被认为是蔬菜中的一种重要的健康食品。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不仅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而且不含胆固醇，脂肪的含量也较低。近来培育的鲜食品种之一——樱桃番茄，兼有水果和蔬菜的特点，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其风味独特，果汁富含甘汞，对肝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有利尿、保肾等功能；果皮茸毛能分泌路丁，可降血压、预防动脉硬化和脑溢血，还有杀菌、美容、解毒等作用。由于自身的生物特性等原因，番茄果实在果实采前，采收期以及在果实采后的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真菌的侵染，从而导致采后病害的发生。其中灰霉病（Botrytis cinerea）是采后的主要病害，常在贮藏期以及货架期引起果实腐烂，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目前番茄采后病害仍主要采用化学杀菌剂来防治，如使用多菌灵或扑海因浸泡果实，速克灵或农灵利喷洒果实等。化学药剂控制采后病害有良好效果；但是，长期使用化学农药导致病原菌产生抗药性而降低防效；同时，农药在果实上的残留量增加而威胁人类健康，并造成环境污染。生物防治作为一种更加安全有效的防治果实采后病害的新技术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枯草芽孢杆菌C27（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C27）是由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植物细菌及病害生物防治实验室分离得到的一株生防细菌。前期研究发现，其对番茄苗期和成株期灰霉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本研究探索了C27菌株用于采后番茄果实灰霉病的防治。结果表明，在离体条件下，C27代谢液能明显抑制病原菌Botrytis cinerea的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在25°C和2°C下对番茄果实灰霉病均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与不刺伤和刺伤接种无菌水的对照相比，C27处理在25°C和2°C下均能提高番茄果实内多酚氧化酶（PPO）、过氧化物酶（POD）的活性以及增加果实的总酚含量（TPC）。C27菌株对番茄果实灰霉病具有明显的防治效果，其防效在于对病原菌的直接抑制作用以及对果实抗病防御反应的诱导作用。

开封市为河南省历史上的重要植棉基地，1998年以来抗虫棉在开封市的大面积种植，棉铃虫的发生防治已成为开封市棉花生产的一个次要害虫，而棉花枯、黄萎病却为影响开封市棉花产量及品质的两种重要病害。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气候、栽培管理、品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棉花枯、黄萎病在开封市的发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严重制约着开封市的棉花的优质高产。为了克服群众在防治这两种病害的恐惧心理，甚至放弃种植的现状，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发生情况调查和防治探索，为开封市在生产上找到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措施和方法，并指导群众进行大面积的应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多年来的大面积调查，认为生产上导致棉花枯、黄萎病偏重发生的主要因素有3种。由于枯、黄萎病菌寄主范围广，适应性强，病原菌很难根除等特点。连作棉田，土壤中、病残体等含有大量病菌，非常有利于病害的发生。据调查，相同品种在连作2年病株率增加56.2%，死株率增加5.1%，连作3年病株率增加67.5%，死株率增加7.9%。目前开封市大面积种植的抗虫棉品种如鲁棉21、欣抗3号、欣抗4号、丰抗6号、豫棉19等对枯黄萎病都有一定的抗性，但大多品种对枯萎病抗性较好，对黄萎病抗性较差，没有一个兼抗枯黄萎病的品种。据调查，近年来开封市枯萎病为中偏轻发生，而黄萎病为中度或中度偏重发生，病株率枯萎病一般为3%～7%，而黄萎病为12%～52%。因此，根据病害的发生特点，选用抗病品种，制定合理的防治措施，是病害防治的关键。开封市大部分土壤属砂壤土，漏水漏肥现象较重。相同条件下，土壤肥力不足的地块病害明显加重，而底肥充足特别是磷钾肥充足的棉田抗病性明显增强。据调查，一般亩施优质农家肥2000kg、饼肥50kg（混合堆沤10～15天，充分腐熟），专用复合肥（其氮磷钾含量为1：1：1.5，并含有适量硼、锌肥）50kg，比单用复合肥的病株率下降30%～50%。棉花枯、黄萎病虽说是棉花上没有办法根治的两种病害，但结合影响病害发生的主要因素制定简单、合理的防治方案进行大面积推广，仍收到较好的防治效果，有效的减少产量损失。防治配套措施为：近年来，棉农很少使用硫酸脱绒，一般选用包衣种子。据调查，进行硫酸脱绒后10kg种子用25%的多菌灵粉剂0.2kg或20%的灵福合剂0.2～0.3kg加入适量的细土拌种后进行播种，比包衣种子的棉花病株率下降17%～23%。开封市秋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玉米、大豆、西瓜等，我们强调以棉花—小麦—玉米的栽培模式进行轮作。据调查，比其他轮作模式病株率下降20%～40%。根据开封市病害的发生特点，在枯、黄萎病特别是黄萎病发生严重的地块，推荐种植晋棉38、欣抗3号、欣抗4号、豫棉21等，在枯、黄萎病特别是枯萎病发生较重的地块推荐使用鲁棉21、丰抗6号、豫棉19等。棉田基肥我们强烈推荐农户亩施优质农家肥2000kg与饼肥50kg（混合堆沤10～15天，充分腐熟），专用复合肥（其氮磷钾含量为1：1：1.5，并含有适量硼、锌肥）50kg，最低是饼肥50kg与专用复合肥50 kg。棉苗染病前和染病初期，喷施叶面肥，增强营养，特别是棉花的蕾铃期，要及时补充营养，可提高棉株的抗病能力。如遇大雨，要及时排涝、中耕松土，可非常有效的减轻枯、黄萎病的发生程度。枯萎病盛发期是在棉花现蕾前后即开封市的6月中下旬，可在6月上中旬用OS施特灵加3%广枯灵500倍液或40%乙蒜素20～30ml加磷酸二氢钾100g，每7～10天喷施一次，连喷2～3次；黄萎病的盛发期在7、8月棉花花铃期，由于棉株较大，防治较难，防治时机在7月中下旬，用上述药剂及方法，间隔7～10天再喷一次。

2006年10月以来，温州市乐清、瑞安、苍南、瓯海、龙湾等地设施栽培的番茄上相继发生了一种新的严重为害蔬菜的病毒病——番茄曲叶病毒病。在各县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立即从5个不同地点采集了病症表现典型的番茄植株样本，送到浙江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经该研究所对病样用超薄切片电镜观察、酶学检测（ELISA）、分子检测，确认为台湾番茄曲叶病毒（Tomato leaf curl Tanwan virus，TLCV）。该病毒在温州市系首次发现，经检索国内未见报道。番茄曲叶病毒病是一种毁灭性的病害，是世界许多地区番茄生产上的重要限制因素，各地务必引起高度重视。据调查，2006年12月在苍南县灵溪镇河口叶村蔬菜基地、瑞安市梅屿乡外三甲村蔬菜基地、瓯海区新桥、娄桥街道蔬菜基地、乐清市虹桥镇武宅村，秋季定植的越冬番茄病毒病的株发病率为3%～30%；龙湾区天河镇蔬菜示范园区、乐清市蒲岐镇东门外村番茄受害最重，许多田块株发病率高达95%以上，农民已基本放弃管理或拉秧改种。据初步统计，2006年初冬温州各县（市、区）番茄病毒病的发生面积约3000亩，其中株发病率＞50%的田块面积约300亩，给当地的番茄生产造成了惨重损失。染病番茄植株矮化，生长缓慢或停滞，顶部叶片多稍褪绿发黄、变小，叶片边缘上卷，叶片增厚、叶质变硬，叶脉常呈紫色。早期染病的植株常严重矮缩，开花结果异常，后期染病的植株仅上部叶和新芽表现症状，结果减少、果实变小，成熟期果实着色不均匀（红不透），基本失去商品价值。该病病原为Tomato leaf curl Tanwan virus，属烟粉虱（Bemisia tabaci）传染类双生病毒，种子和土壤均不传毒。该病毒只能经由烟粉虱传播。温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降雨集中在春季和夏季，秋季较为干爽（年平均气温19.3℃，最热的7～8月平均气温29.1℃）。2006年7～11月，温州市天气总体上呈高温干爽天气，对虫媒烟粉虱的发生、繁衍十分有利，这可能是该病严重发生的诱因之一。据初步调查，2006年9～10月，秋番茄育苗时，烟粉虱发生普遍，经检测以B型为主。烟粉虱发生数量大、活动频繁是导致该病流行的重要原因。据初步调查，目前温州生产上推广的大多数番茄品种如红梅王、FA-189、516、托马雷斯、合作903等对该病毒的抗病性较差。据本所研究，B型烟粉虱在温州地区每年发生10～11代，在温室内无明显的越冬现象，十分适宜在当地生长、繁衍。预计今后该病很有可能会随着带毒烟粉虱的扩展而迅速蔓延开来，应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控。防治病毒病的关键措施之一是选育抗病品种，抓紧引进、筛选抗耐病的优良品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1）育苗床与大田生产要分开；（2）使用40～60目防虫网隔离育苗，避免苗期感染；（3）苗床悬挂粘虫色胶板（本所研制）诱杀烟粉虱，减少传毒媒介。（1）加强肥水管理，增强植株抗病能力；（2）地膜覆盖，去除边际杂草；（3）及时去除植株下部烟粉虱虫、卵枝叶；（4）收获后及时清洁棚室和周围环境。及时、及早防治烟粉虱以控制病毒病的发生。从烟粉虱零星发生开始，交替使用99.9%绿颖农用矿物油200～300倍稀释液、20%啶虫脒（兰宁）可溶性液剂3000倍稀释液、25%扑虱灵可湿性粉剂1000～1500倍稀释液、25%阿克泰水分散粒剂2000～3000倍稀释液、2.5%天王星乳油2000～3000倍稀释液、1.8%阿维菌素1500倍稀释液、1%甲胺基阿维菌素2000倍稀释液等药剂喷雾防治烟粉虱。绿野牌即开式环保型高效粘虫色胶板系列产品是温州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植物保护开发研究中心）最新研制成功的一种工厂化生产的绿色植保产品，现已投入批量生产。本产品根据害虫特有的生物学特性，采用特种纸胶、光技术及先进工艺制成，不含有毒物质，不污染环境，可用于监测和防治经济作物的微小害虫及畜牧场、果蔬储藏室等地的双翅目卫生害虫等。本产品是一种高效、实用的害虫无害化防治新产品，使用本产品可避免和减少施用农药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本产品特别适合于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以及有机食品生产中使用。1.产品特点：特定光谱，诱杀效果显著，双面诱杀，控制范围广；特种纸板，平整不卷曲；胶种防水粘度高，高温不流淌，持久耐用；携带方便，即开即用。2.产品规格：通用A型（黄色），22cm×27cm、每封12张；通用B型（黄色），12cm×15cm、每封20张。3.用途：监测和直接诱杀防治害虫。4.诱杀对象：通用A、B型板诱杀烟粉虱，白粉虱、黄曲条跳甲、潜叶蝇、蚜虫、蓟马及多种双翅目害虫等，也可防治蟑螂等害虫。5.适用场地：温室、塑料大棚、花圃苗房、果园、果蔬储藏室、畜牧场、家居等。6.适用作物：蔬菜、花卉、茶叶、中药材、果树等。7.挂板时间：用于防治时，于害虫发生初期挂；用于监测时从作物苗期开始挂；其他酌情。8.悬挂方法：低矮生蔬菜和作物胶板东西向垂直挂在底边离植株15cm处；搭架作物顺行向垂直挂在架中部（即挂在两行中间）；其他酌情。9.用量：防治用每标准大棚（6m×30m）挂A型板1～2封，其他按面积测算，每粘满虫后换一张；监测用每棚挂B型板1～2小张，或将A型板一分为二后挂。10.专利号：ZL2004 20027355.1

由稻瘟病菌（Pyricularia grisea Sacc.有性世代为Magnaporthe grisea）引起的稻瘟病是水稻最具毁灭性的病害之一。全球每年因稻瘟病造成的水稻产量损失达11%～30%，年平均超过1000万t[1]。我国南北各稻区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和流行，一般减产10%～20%，重的达40%～50%，局部田块甚至颗粒无收[2]。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稻瘟病发生面积每年都在380万hm2以上，年损失稻谷达数亿千克[3]，遗传抗性、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最有效、最经济、对环境最友好的防治策略[5]。培育抗病品种是首要任务，在生产上一般通过化学防治和种植抗性品种来控制稻瘟病害。化学防治虽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在病害流行年份收效甚微，且容易造成环境污染[4]。长期的生产实践证明，利用遗传抗性是发掘新抗源和鉴定抗性基因的重要手段，为此，世界各主要产稻国几乎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稻瘟病抗性遗传研究，迄今已鉴定和定位了一大批抗瘟基因，并克隆了部分抗瘟基因，为阐明水稻抗瘟性分子基础、培育广谱或持久抗瘟水稻品种奠定了基础。但是，许多抗病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几年之后就丧失了抗性，如何寻找新抗源延长品种稻瘟病的抗性周期，已成为各水稻生产国水稻改良项目中的首要问题[6]。水稻航天育种（Rice Space-flight Breeding）技术是将水稻干种子搭载返回式卫星、航天飞机、飞船或高空气球，经过空间特殊环境的诱变作用产生变异，在地面上选择有益变异培育新种质、新品种的育种方法[7]。自1987年以来，我国先后多次利用返回式卫星或高空气球搭载植物、农作物种子，进行空间诱变育种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和成果，同时，还发掘和筛选一些罕见的具有利用价值的突变体。本研究利用返回式卫星搭载，空间诱变中感稻瘟病的优质水稻品种“中二软占”[8]，分析其3个抗病诱变品系的抗性遗传基础，为抗病育种提供新种质，同时为定位和克隆抗病突变基因打下基础。1.1.1 水稻材料 研究材料为H1、H2及H3，由“中二软占”干种子经返回式卫星搭载空间运行18天后返回地面种植，连续多代单株选择所获得的SP4代诱变品系，性状基本稳定。部分“中二软占”种子留在地面，作为非诱变原种对照。经38个稻瘟病代表性菌株测定，H1、H2及H3的苗瘟抗谱均为94.74%，原种对照为28.95%；3个诱变品系连续2次在代表性病圃的田间穗茎瘟抗性均表现高抗稻瘟病，而原种对照均表现高感稻瘟病（数据未发表）。1.1.2 稻瘟病菌株 菌株GD0193和GD3286被选择作为水稻材料抗性遗传分析菌株，采用中国7个鉴别寄主分别被鉴定为ZB13和ZA1小种，属于籼型致病小种；采用14个对广东稻瘟病菌具有较好鉴别能力的单基因鉴别寄主进行鉴定，致病型分别为I-01-04和I-02-03，其中GD0193可侵染Pi-k、Pi-kp、Pi-7（t）等8个单基因鉴别寄主，GD3286可侵染除Pi-zt外的13个单基因鉴别寄主。GD3286是一个广致病谱菌株，GD0193的致病谱也较广[9]，2个菌株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中二软占”对这两个菌株均高度感病。1.2.1 诱变品系H1、H2及H3对稻瘟病的抗性遗传分析 性状稳定的SP4代突变品系H1、H2及H3作为父本分别与感病亲本丽江新团黑谷（LTH）杂交，获得F1代种子，并自交获得F2代种子。F1及F2代均分成两份，一份接种稻瘟病菌GD0193，另一份接种GD3286。F1代选择抗病单株，F2代统计各个菌株对应的抗病株数和感病株数，明确抗感分离情况，采用χ2计算抗感分离比例，分析抗性遗传基础。1.2.2 接种及病情鉴定 分别于2006年4月和8月将F1及F2代种子分成2份按2cm×1.5 cm的规格播于50cm×30cm×8cm的育秧盘中，每一盘的两侧均按同样规格播种原种对照及诱变品系各一行。秧苗长至3.5～4叶时，一份接种菌株GD0193，另一份接种GD3286。采用高压喷雾接种，接种液的孢子浓度为5×104个/ml，每盘接30～40ml孢子悬浮液。接种后于25℃暗室保湿24h，然后移至22～30℃的遮阴网室，定期喷雾保湿，7天后进行病情鉴定。病级划分按全国统一的0～9级标准进行，0～3级的定为抗病，4～9级的定为感病。鉴定结果表明，3个诱变品系H1、H2及H3与LTH杂交之F1代对2个稻瘟病代表性菌株GD0193和GD3286均表现出高抗水平。可见，其对菌株GD0193和GD3286的抗性均由显性基因控制。原种对照对这2个菌株均表现出高感水平，说明空间环境对“中二软占”产生了抗瘟性诱变，可从其后代获得有益的抗病突变体。本研究中“中二软占”为籼稻，从其空间诱变后代选育出的突变品系H1、H2及H3经形态鉴定仍属籼稻，以突变品系作为父本与国际上公认的、不含任何主效抗性基因的普感稻瘟病的粳稻品种丽江新团黑谷[10]杂交，属于籼粳亚种间杂交，其F1代植株形态上介于两者之间，很容易辨别，可完全淘汰假杂株。本研究采用抗性鉴定和形态辨别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F1代植株准确无误。由表1和表2可知，非诱变原种和LTH对稻瘟病菌株GD0193和GD3286均表现感病，突变品系H1、H2及H3对两菌株均表现抗病。H1×LTH之F2代群体对两菌株的抗感植株比都符合3：1的理论比值，表明H1对两菌株的抗性分别受一对显性主效基因的控制。H2×LTH和H3×LTH的2个F2代群体对菌株GD3286的抗感植株比均符合13：3的理论比值，符合2对显性基因控制的遗传，说明H2和H3对稻瘟病菌GD3286的抗性均受两对主效基因控制，2对抗性基因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互作。H2×LTH之F2代群体对菌株GD0193的抗感植株比既不符合13：3的分离比例，更不符合3：1或15：1的理论比值，说明其对菌株GD0193的抗性遗传基础较为复杂。H3×LTH之F2代群体对菌株GD0193的抗感植株比符合3：1的分离比例，说明H3对菌株GD0193的抗性也由一对显性主效基因控制。InoculatedmaterialsDeviationofresistanttosusceptibleRSR∶SExpectationχ2χ20.05Originalvariety015Space-inducedlineH1150Space-inducedlineH2150Space-inducedlineH3150LiJiangXinTuanHeiGu(LTH)015F2(H1×LTH)3411142.99∶13∶10.0009663.84F2(H2×LTH)4411094.05∶113∶30.2134483.84F2(H3×LTH)9772004.89∶113∶31.4069803.84Table 1 The deviation of resistant to susceptible of the original variety (CK),parents and their F2 populations inoculated by isolate GD3286InoculatedmaterialsDeviationofresistanttosusceptibleRSR∶SExpectationχ2χ20.05Originalvariety015Space-inducedlineH1150Space-inducedlineH2150Space-inducedlineH3150LiJiangXinTuanHeiGu(LTH)015F2(H1×LTH)178583.07∶13∶10.00563.843∶127.5737F2(H2×LTH)320466.96∶113∶35.43483.8415∶123.8696F2(H3×LTH)3701023.62∶13∶12.71473.84Table 2 The deviation of resistant to susceptible of the original variety (CK),parents and their F2 populations inoculated by isolate GD0193稻瘟病是水稻最主要的病害，对水稻生产危害极大。稻瘟病的化学防治成本高、污染环境，所以抗病品种的培育十分重要。而生产上要得到抗病新种质十分困难，迄今已鉴定和定位50多个主效抗瘟基因和20多个QTLs位点[4]，成功地克隆了Pib、Pita、Pid2、Pi9、Pi2、Pizt和Pi-36等7个抗瘟基因[11～14]，为揭示水稻抗瘟性分子基础，以及通过分子育种手段培育广谱或持久抗稻瘟病品种奠定了基础。通过空间诱变技术培育抗病品系，挖掘抗病新种质，对农业生产意义重大[15]，可为水稻抗病育种开辟一条新的途径。空间诱变因太空特殊环境可以使植物产生罕见的突变体，为获得在地面上难以得到的新种质提供了一种快捷有效的途径，是产生新基因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越来越受重视。自开展空间诱变育种研究以来，有关水稻空间诱变材料性状变异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但主要集中在重要农艺性状，如株高、分蘖、有效穗、千粒重等方面，而对空间诱变抗病性变异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16]。水稻空间诱变的机理是复杂的，基础理论研究十分薄弱，需系统地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研究。本研究从表型上证实H1、H2和H3三个诱变品系对稻瘟病表现出广谱高抗水平，同时还保留了原品种优良的农艺性状（数据未发表），完全可作为新的抗病种质应用于育种实践。经遗传分析，确定突变品系H2对菌株GD0193的抗病性表现出较为复杂的遗传基础，非一两对基因能够解析，说明空间诱变对水稻基因组引起的变异效应并非单个位点的，有两个位点甚至多个位点的突变。突变品系H1对稻瘟病菌GD0193和GD3286的抗病性分别受一对主效基因控制，控制这两个菌株的抗性基因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突变品系H3中控制菌株GD0193抗性的一对主效基因与其控制菌株GD3286抗性的两对显性基因是否有一对重叠，抑或都不一样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研究表明，诱变品系H1、H2及H3均具有广谱的质量抗性，田间均达到高抗水平，深入剖析其质量抗性基因和数量抗性座位（QTLs），有助于对空间诱变抗性变异机理开展有益的探讨。在抗病育种实践中广谱的主效基因易于应用，可通过有性杂交、回交、复交等育种手段将其转育到目标品种中，同时利用与其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进行辅助选择可大大提高选择的效率。GD3286菌株是一个致病谱广、致病力强的稻瘟病菌株，本研究已证实广谱高抗突变品系H1对该菌株的抗性受一对主效基因控制，对该抗病基因的转育将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因此定位该抗病基因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分子标记对广谱高抗突变品系的主效基因进行精细定位，一方面，通过育种手段将其转入到作物基因组中使目标性状得以表达；或者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将分子生物学与传统遗传育种相结合，借助目标基因紧密连锁的遗传标记，分析基因型，鉴定分离群体中含有目标基因的个体，可以加快抗病育种进程；另一方面，对其进行精细定位为进一步克隆奠定基础，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开展之中。

狗牙根草是一种重要的草坪牧草。普遍用于城市的绿化。2007年5月从湖北华中农业大学校园的草坪上，采集到狗牙根草（Cynogon dactylon）黑粉病的病株标本，发病症状是花序的小穗变为线状的粉末状黑褐色的孢子堆，除小穗的中轴外完全被破坏，黑粉易脱落（图1-A）。用稀释分离法自发病植株的黑粉部位分离获得该病原菌，并对其进行了形态学鉴定和rDNA-ITS序列分析等研究。结果表明：狗牙根草黑粉菌在PDA培养基上，菌落初期形态为乳白色，呈酵母式增殖，多为短棒状的担孢子。后期逐渐变为暗黄色，有不均匀的皱褶隆起，菌落边缘有少量菌丝产生。冬孢子黑色或黑褐色，圆形至椭圆形，表面有轮纹，大小为（10.3～6.2）μm×（10.9～5.5）μm，见图1-B。对病原菌进行了rDNA-ITS序列分析结果表明：该病菌5.8S rDNA及两侧的ITS区序列与狗牙根黑粉菌U.cynodontis AY740168的同源性达到99%。将同一株狗牙根草的小孽分别取样，用CTAB法自各样本组织的总DNA，并对其进行ITS-PCR的扩增。结果表明：取自同一株狗牙根草的不同小孽，无论有症状还是没有症状均含有狗牙根黑粉菌的特异性条带，这说明该病菌对狗牙根草是系统性侵染为害的。这是国内首次报道相关狗牙根草黑粉病病害。图1 狗芽根黑粉病状（A）及其冬孢子形态（B）（标尺：10μm）Figure 1 The symptom（A）of Bermudan grass（Cynogon dactylon）smut and teliospore （B），bar=10μm

植原体（Phytoplasma），原称 Mycoplasma-like Organism（MLO），是一类无细胞壁、不能人工培养、存在于植物筛管内的专性寄生菌。植原体主要依靠叶蝉等从韧皮部取食的半翅目昆虫传播，也可由菟丝子和嫁接等传播，能够引起植物丛枝、黄化、簇生、矮化、顶枯等症状[1]。我国已报道的植原体病害约有70多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传统上，主要是根据寄主的种类及其症状等生物学性状和介体昆虫的特性对植原体进行鉴定和命名。但该方法非常复杂和费力，难以鉴定多种植原体复合侵染引起的病害，经常导致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3]。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核酸杂交、RFLP、PCR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推动了植原体分子鉴定等方面的研究。Lee等[4]根据植原体的16S rRNA基因的RFLP分析将植原体34个典型的株系划分为14个组32个亚组，其中翠菊黄化组（16SrⅠ）变异最大、分布最广。Schneider等[5]对翠菊黄化组、stolbur组和X-disease组的tuf基因进行RFLP分析，认为tuf基因可以作为划分植原体的依据，并且对植原体的检测可以达到单拷贝基因的水平。Marcone等[6]将翠菊黄化组划分为6个亚组。2004年，国际比较菌原体学研究计划署（IRPCM）将植原体划分为17个组，24个种，至少40个亚组，并制定了相应的分类标准[7]。本研究利用巢式PCR对表现丛枝症状的绣线菊和玫瑰进行植原体分子检测，并将克隆到的16S rRNA基因、延伸因子tuf基因及核糖体蛋白基因序列与已知植原体16Sr各组中植原体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分析，初步明确了两分离物的分类地位。表现丛枝、黄化、小叶和顶枯症状的绣线菊样品采自山东省青州市；表现叶片畸形、丛枝、顶枯症状的玫瑰样品采自山东省平阴县玫瑰研究所；克隆载体pMD18-T、PCR产物回收试剂盒、限制性内切酶及其他酶类等分子生物学试剂产品均购自TaKaRa公司。以有病害症状的玫瑰为接穗，通过芽接的方法嫁接到5株无症状的玫瑰上。嫁接后放置于无虫温室中，5～7周后观察症状。取表现典型症状的玫瑰韧皮部组织（2mm×2mm），放入3%戊二醛、1%四氧化锇中双重固定，乙醇（10%～70%）、丙酮（0～100%）系列脱水，Epon 812包埋，超薄切片后醋酸铀和柠檬酸铝双染色，在JEM-1200 X型透射电镜下观察。提取方法按参照文献[8]的方法进行，总DNA于-20℃保存备用。参照文献[9，10]所报道的植原体16S rRNA基因通用引物R16mF2/R16mR1进行PCR扩增，然后以此扩增产物为模板用R16F2/R16R1进行巢式PCR（表1）。以提取的玫瑰丛枝植原体的总DNA为模板，参照Schneider等[11]和Lim等[12]报道的延伸因子tuf基因、核糖体蛋白基因的引物对进行PCR扩增（表1）。引物名称Primername引物序列Primersequence退火温度TmR16mF25′-CATGCAAGTCGAACGGA-3′60R16mR15′-CTTAACCCCAATCATCGAC-3′60R16F25′-ACGACTGCTAAGACTGG-3′55R16R15′-TGACGGGCGGTGTGTACAAACCCCG-3′55fTufu5′-CCTGAAGAAAGAGAACGTGG-3′50rTufu5′-CGGAAATAGAATTGAGGACG-3′50rpF15′-GGACATAAGTTAGGTGAATTT-3′55rpR15′-ACGATATTTAGTTCTTTTTGG-3′55Table 1 Primers used in this research to amplify 16S rRNA gene tuf gene and rp genePCR产物回收后与pMD18-T连接，连接产物转化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挑取筛选平板上的白色菌落培养，提取质粒，经PCR和酶切鉴定为阳性的重组质粒送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将所得DNA 序列输入GenBank进行Blast检索，采用DNASTAR和MEGA3.1软件对所得到的核苷酸序列与GenBank中收录的相应基因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比较和分析，并构建系统进化树。感病绣线菊植株表现为节间短缩，部分枝条丛生，叶片黄化、变小畸形、顶部嫩梢枯死，植株矮化。感病玫瑰植株表现典型丛枝症状，叶片变小畸形、顶部嫩梢枯死（图1）Figure 1 Symptoms of spiraea witches' broom and rose witches' broom将健康玫瑰嫁接到表现病害症状的玫瑰上，5～7周后，接穗新长出的嫩枝表现黄化、丛枝、畸形等症状。对玫瑰丛枝植原体进行电镜超微结构观察，在嫩茎韧皮部筛管中观察到典型的植原体。其主要形态为圆形和椭圆形，有明显的单位膜结构，直径为300～600nm，胞内可见核糖体蛋白体颗粒和DNA细链。以表现丛枝、叶片黄化等症状的绣线菊总DNA为模板，用巢式PCR扩增其16S rRNA基因，得到长度约为1.2kb的片段。以玫瑰丛枝植原体的总DNA为模板，用PCR扩增16S rRNA基因、tuf基因和核糖体蛋白基因，分别得到了约1.5kb、830bp和1.3kb的目的片断，与预期大小一致，表明植株中存在植原体。将此植原体分离物分别暂命名为绣线菊丛枝植原体（spiraea witches'broom，SWB）、玫瑰丛枝植原体（rose witches'broom，RWB）。通过测定2个PCR克隆到的片段的序列，确定了SWB的16S rRNA基因含有1236个核苷酸，G+C的含量为47.09%；RWB的16S rRNA基因含有1432个核苷酸。GenBank登录号分别为EF176608、EF199938。将两分离物与GenBank中17个植原体分离物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比对和系统进化分析。从系统进化树中可以看出，两个分离物全部聚类到16SrⅠ组中，与16SrⅠ-B亚组的西方翠菊黄化植原体、马里兰翠菊黄化植原体及16SrⅠ-D亚组的泡桐丛枝植原体聚集为一簇。两个分离物与植原体16SrⅠ组中各亚组的分离物核苷酸同源性均达到99%以上，其中SWB与16SrⅠ-B亚组中的西方翠菊黄化植原体（SAY）同源性高达99.6%，与本研究的另外两个分离物RWB、PaWB的同源性为99.7%和99.8%。而RWB分离物与PaWB的同源性最高为99.9%，与植原体僵顶病组（Stolbur group）（16Sr Ⅻ）的草莓花瓣变绿症（Strawberry virescence，AY377868）植原体核苷酸的同源性为95.8%，与其他各组的核苷酸同源性为89.5%～92.8%。说明SWB、RWB分离物属于西方翠菊黄化植原体（图2）。Figure 2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16S rRNA nucleotide sequence with maximum-likelihood method in MEGA3.1 software package经序列测定，确定玫瑰丛枝植原体的延伸因子（EF-Tu）tuf基因序列长度为810个核苷酸，G+C的含量为37.5%，核糖体蛋白基因含有1174个核苷酸，G+C的含量为35.4%。将玫瑰丛枝植原体分离物与GenBank中17个植原体分离物的延伸因子（EF-Tu）tuf基因进行比对，结果表明：玫瑰丛枝植原体与植原体各个组的核苷酸同源性为70.4%～99.6%，该分离物与16SrⅠ组中各亚组的分离物核苷酸同源性为96.3%～99.6%，其中与16SrⅠ-D亚组中的泡桐丛枝（PaWB）同源性高达99.6%，该分离物与植原体其他组中的僵顶病组（Stolbur group）（16Sr Ⅻ）核苷酸同源性最高为88.6%，与其他各组的核苷酸同源性为70.4%～88.6%。将玫瑰丛枝植原体分离物与GenBank中21个植原体分离物的rp基因进行比对，结果表明：玫瑰丛枝植原体与植原体16SrⅠ组中各亚组的核苷酸同源性为96.7%～99.4%，其中与16SrⅠ-D亚组中的泡桐丛枝（PaWB）同源性最高为99.4%，从而表明该分离物属于Candidatus Phytoplasma asteris。本研究利用巢式PCR从表现丛枝症状的绣线菊中扩增到了1236bp的片段。序列测定和比较的结果表明，与这两种病害相关的植原体均为西方翠菊黄化植原体。前人对植原体侵染绣线菊研究较少，国外仅报道由植原体‘Ca.Phytoplasma pruni'引起的绣线菊矮化病[13]。我们采集了表现丛枝、顶枯症状的玫瑰和表现丛枝症状的泡桐，经PCR检测表明其病原为植原体。序列分析表明，两分离物的16S rRNA基因、延伸因子（EF-Tu）tuf基因和核糖体蛋白基因核苷酸同源性都在99.9%以上，从而确定玫瑰丛枝植原体与泡桐丛枝植原体属同一病原物，属于西方翠菊黄化植原体。尽管翠菊黄化组植原体的报道多在欧洲和美国，但本文是第一次中国关于植原体侵染玫瑰的报道。与2001年和2003年Kaminska M等[14，15]感病玫瑰表现畸形和顶枯不同的是，在本研究中的感病玫瑰表现出丛枝和顶枯的症状。有趣的是，在本研究中的玫瑰、泡桐分离物是在同一玫瑰园内得到，两者之间仅相隔数米，而在同一玫瑰园的其他地方也发现植原体侵染的玫瑰。在调查中发现感病植株多出现在新嫁接的玫瑰上，长势强的玫瑰发病较少，与表现丛枝症状泡桐较近的地块发病严重，其他地块发病较轻。在根据16S rRNA基因进行序列比对及构建系统进化树时发现，两个分离物与16SrⅠ-B亚组的西方翠菊黄化植原体、马里兰翠菊黄化植原体及16SrⅠ-D亚组的泡桐丛枝植原体在构建的系统进化树中聚集成一簇。Lee等[16]认为在基于16S rRNA基因进行序列比对时，16SrⅠ-D亚组的泡桐丛枝植原体会聚集到16SrⅠ-B亚组中，本研究结果与此相符。根据国际比较菌原体学研究计划署（2004）的建议，泡桐丛枝植原体、SAY植原体等都属于同一个种，‘Candidatus Phytoplasma asteris'。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成为企业的第一竞争要素，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当前，企业人事部门已逐渐从简单的人事管理转变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战略性角色。企业应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支持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力量，在企业远景、企业使命、经营战略、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使它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紧密结合，以达到短期内促进企业业绩提升，长期内推动企业战略实现的目标。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其实力雄厚，人才基础较好，职工素质较高，有规范的运作机制；而中小企业亦有其自身优势，具有体制灵活、时效性高、对环境反应灵敏、发展潜力大等优点。为保障企业良性发展，实现企业发展核心战略，中小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借鉴国内外大企业的先进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和理念，形成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由于自身的特点和各种原因，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均有其固有的弱点，而这些特性大多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创立伊始，部分中小企业往往将企业的管理核心战略仅置于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上，除去财务和销售管理机制外，其他管理机制多为粗放型，甚至没有书面文件，以领导指令代替管理机制，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规模后，方才开始人力资源等管理机制的建立、完善和实施。而很多时候，为时已晚，原有的管理模式已经对发展、完善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形成“旧习”阻碍发展。一因规模小。不管是生产规模、企业稳定性，还是人员、资产拥有量以及影响力都要小于大企业。这导致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提供高薪、高福利、高发展预期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二因行业分布广，但地域性强。中小企业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对人才的需求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但企业往往活动范围不广、地域性强，甚至位于中小城市、乡镇等偏僻的地方，不利于企业引进新的人才，也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三因个体对企业的贡献度、影响偏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及发展更多地依靠每个人的能动性，没有系统、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对现有人才进行管理和激励，加大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困难。四因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大多数中小企业不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员工缺乏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易造成个人价值观念与企业理念的错位，这也是中小企业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家长式管理。中小企业往往采取集权式管理，万事老板点头方可执行，搞“一言堂”，最终公司面临：“老板忙碌、员工躲闲”，工作效率严重低下，缺乏创新性的局面。第二，家族式管理。当今，确实存在家族式经营管理的优质百年老店，但这些老店均以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管理。而相当一部分的家族式中小企业，总害怕肥水流到外人田，在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家族成员总比外人要高，尽管这些人的管理、生产、销售等一系列业绩都不如“外人”，从而制约了“外人”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工作效率。第三，管理机制不科学。缺乏科学管理机制，在选择和使用人才时，不能把人才放到适当的地方，会出现“大材小用”、“小材大用”的局面，导致员工情绪化，影响工作效率。第四，员工培训意识不足。大多数中小企业很少注意对员工的知识技能培训，这是当今我国中小企业的通病，在前期，很多企业都是作坊性质的生产，大多是凭借感性管理，从业人员的素质低、技能差，而企业经营者总想降低成本，很少把钱投到员工的培训上来，这样，一旦企业做大做强以后，一些员工就会不适应现有工作，工作效率也就无从谈起。未来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应该是：发扬创新精神，有效激励员工的潜能，实现员工自身“管”理的长久行为取代领导之“管”的暂时行为的高效管理机制。一要培育创新文化观念。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课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创新的产物。在强手如林的竞争时代，企业要想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取决于企业是否建立有创新文化，具有与对手相抗衡的实力。创新要体现在管理上、技术上和机制上等方面，同时，企业应保持通畅的交流渠道，经常与员工沟通，了解他们的愿望和思想，保证创新的可行性、科学性和时效性。二要管理创新。对于任何企业来讲，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当今企业正处于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这就要求企业管理工作也要相应跟着发生根本的变化，企业经营决策、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销售管理、技术管理等都要跟着发生相应的变革和创新。三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否拥有领先的行业核心技术，是任何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也是保持企业创新精神的根基。四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培育创新的企业文化，同样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中小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都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从壮大自身力量、强化竞争力着手，走公司制度化管理的道路，这是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所在。五要人才观念创新。随时调整员工招聘标准，也就是在招聘过程中，把员工的素质同企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将狭隘的人才观调整到全面的人才观，即从单纯的技术人才观到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全面人才观。同时，消除人才完美的错觉，避免把企业的发展寄托于个别“完人”或“能人”身上，而陷入一种对人才的依赖心理。鉴于社会观念的偏见和企业财力有限，中小企业应正确认识人才的需要，制定正确的人才引进战略和政策，以吸引适用人才。走出“任人唯亲”、“亲者不任”误区，企业和人才之间应相互了解，容易形成一种信任机制，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和管理成本。面临全球经济的走低，大部分企业准备缩减规模，就连一向以“员工雇用终身制”为特点的日本企业也开始了裁员。面临捉摸不定的未来，企业不可能再确保员工的“终身饭碗”，但是可以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帮助员工进行职业规划管理，使员工体会到企业的关心，建立起另一种意义上的“忠诚度”，员工会更尽心尽力地工作。首先，相互沟通、坦诚相见。公司要及时让其员工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防止闲言碎语和谣言传闻盛行，并对未来发展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描绘，让员工明白他们能够从未来的变化中获得什么好处，以利于鼓舞士气和提高生产率。其次，关心、支持员工。公司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对员工的关心、支持，从简单的表示（如对工作干得好的员工说声感谢）到复杂的系统，例如人文关怀、兑现奖惩、自我评估和职业生涯规划（从在职辅导培训、委托培训、职业规划专题研讨会到一对一的咨询等）等。最后，提升信心、赢得忠诚。没有任何公司能够保证为其员工提供终身就业保障，但是公司能够给其员工提供自我评估、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效支持和援助，以提升其员工对自己市场竞争力的信心。即使在公司困难时期（甚至已经开始裁员），有效的职业规划管理仍可以增强员工的灵活性、适应性，使士气和责任感得到恢复，而更重要的是表明：公司的确关心员工在困难时期的遭遇，并竭尽所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妥善解决，而公司最终获得的是员工的高效工作。当忠诚不再能够通过承诺提供保障而收买时，却可以通过给员工以尊重和尊严而获得。相比较大企业而言，在薪资、福利、工作条件方面，中小企业不具有整体优势，这就要求中小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弥补不足、发挥优势，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促进公司良性发展。中小企业应结合企业实力和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激励作用，建立有企业特色的高效激励机制。比如，赞赏平凡成就。大多数员工的工作少有辉煌成就，恰当、及时地赞赏员工成就，可以放大员工成就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恰当的时间从恰当的人口中道出一声真诚的谢意，对员工而言比加薪、正式奖励或众多的资格证书及勋章更有意义。这样的奖赏之所以有力，部分是因为经理人在第一时间注意到相关员工取得了成就，并及时地亲自表示嘉奖。”再比如，表彰和奖励努力。员工往往喜欢因为自己的努力受到奖励，单纯强调表彰和奖励结果往往束缚员工，严格按照经理们的想法做事，缺少创新性。相反，对努力和积极性进行表彰和奖励，直接肯定了员工工作态度，而态度决定了工作的努力程度，也就决定了工作效率。员工都有自我激励的本能，即每个人都对归属感、成就感及驾驭工作的权力感充满渴望。企业应采取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员工的本能实现自我激励，促使他们实现最大的激励度和生产率：在公司里提倡并鼓励责任感和带头精神；为所有员工建立目标和挑战；适度授权，让部属有适当的自由度；提高员工工作中的自主权；对于如何做工作，只给出一些提议，由员工自己选择去做；如果员工的工作单调，尝试给工作添加些乐趣和花样；鼓励员工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允许在学习中犯错，避免粗暴批评；树立榜样是最好的激励；激励处于低潮状态的员工；日常闲谈中多表示赞赏，让员工看到，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重要，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多加鼓励：一张手写的便条、一张问候卡片、会议上的一次点名表扬、一次面对面的称赞等；设立衡量标准，以反映出绩效和效率的提高。在员工激励机制中，应以朔造人、培养人为本，既为人提供进步、发展的机遇和平台，又为社会培育有用之才；不是短期重视人为本，而是长期实施尊重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具体包括：提供职业指导，为员工制定满意的个人职业发展计划，让员工看到自己光明的前景；关注个人抱负，鼓励员工自我发展的愿望；尊重、关怀每位员工，鼓励每个人都成为明星；提供全面在职技能培训，鼓励外出培训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管理者与员工交流在过去的一年里最好的工作体验；建立合理提升机制，尽量选拔内部人才；给优秀员工获得荣誉、提升地位机会，使其受到充分尊重；搭建平台，使全员有机会参与公司管理，分享决策权、管理权。在许多中小企业员工管理过程中，常存在一种通病，即采用“自上而下”、“一刀切”的“管”理模式，致使所有员工仿佛变成一个员工，所有工作则变成一种单调、机械的工作，员工就像一个个毫无生气的“工作桶”，使公司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基于目前现状，中小企业应把建立高效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摒弃旧机制、扬长避短、发挥企业的创新精神，建立、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并积极组织实施，以提升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完善其他管理机制搭建平台，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这也是实施高效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现实意义和最终目标。

2008年3月，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消费者投诉，有多例婴幼儿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后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病例，三鹿集团回复称送检未发现问题；6月，国家质检总局接到问题奶粉投诉；8月初，三鹿基本查明污染成分三聚氰胺，但始终对外界完全沉默；9月8日，《东方早报》和《南方日报》的两篇报道引爆了本次事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9月11日，三鹿集团首先声称“三鹿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公司的产品经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食用奶粉与患肾结石有必然联系”，然后又在同一天承认“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三鹿“结石奶粉”事件的曝光，迅速引起了卫生部、质检局等政府部门、以及各方媒体和消费者的高度关注。消息随后广泛扩散，影响持续恶化。而事件主角——三鹿集团，在事态演进前后本有三次求生机会，可惜却一错再错，不仅未能化解危机，而且反让企业形象遭受毁灭性打击。第一个关键点，出现在从三鹿接到第一例消费者投诉开始到6月质检局网站发布消费者投诉之间这三个月，在这期间，如果三鹿主动发表公开声明，以对消费者完全负责的姿态，召回疑似问题奶粉，便很有可能化危为机，把一个诚实可靠的品牌形象展现在消费者面前。而且，三鹿完全可以在查明污染成分之前同国家相关部门一道，主动展开调查和清理，并实时向媒体和消费者公布进展情况，将主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然而，事实发展并不是这样，三鹿将企业利益放到消费者利益之前，导致最初的危机处理方式完全错误，它试图用沉默隐瞒真相，无视消费者遭受的生理、心理和经济损失，让问题奶粉继续危害婴儿。第二个关键点，是从8月初三鹿通过前期调查和进口检测仪器发现污染成分到9月初事件被媒体曝光前的一个月。如果此时三鹿主动向外界公布在采购环节其产品被人为污染，并紧急召回所有问题奶粉并展开司法调查，那么消费者对三鹿之隐瞒问题的方式尚不会太多追究。错过了这个节点，可以说三鹿企业的失败命运基本已经注定。第三个关键点，是三鹿官方发表首次响应。这个节点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损失，而已无法扭转大局走势。比之前的沉默更加失败的是，在8月初就已查明真相的前提下，这次三鹿选择了说谎。在发给媒体的书面声明中，三鹿坚持称其产品“严格按国家要求生产”、“有质量保证”，三鹿奶粉致病“无证据”，保证“所有产品没有问题”，最后还呼吁媒体“多报道科普教育方面的亮点工作”、“做好宣传工作”。如果这份声明以尊重事实的态度，承认失误，承诺给予消费者补偿并立即配合国家相关部门开展行动，或许今日三鹿品牌还有一息尚存。透过“三鹿奶粉事件”，各企业应当开始重视“大公关”（Mega-Public Relations）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西方注意力专家提出，是指从企业战略和营销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公共关系，将公共关系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背景，指向企业的整个经营过程。该理论核心与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教授提出的“关系生态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三鹿“结石奶粉”事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危机公关案例，有一条明显的压力曲线和事件发展轨迹。结合美国公共关系研究者Hainsworth和Meng绘制的问题（issue）生命周期表，我们可以了解“结石奶粉”事件从问题到危机的四个过程（图1）。图1 问题的生命周期表在前两个发展阶段，重点是问题的识别、发现和发展监控。发达国家的食品、能源以及对环境有破环的行业的企业，非常重视问题管理工作，一般会由专人牵头建立完善的问题管理与危机预警机制。评估一些确定的情形和事实的发展潜力和趋势，给予对策。对照本案例而言，三鹿放弃了事态还处于问题阶段主动控制的权利，选择了沉默，导致问题恶化为危机（图2）。图2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展曲线图成为危机后，三鹿又基本上违背了危机管理的所有原则，以相当不诚恳的态度在3天后发表了一纸声明，其中谎言随后立即被拆穿。企业老总、品牌中心负责人、传媒部部长及一般职员、公关部负责人、普通员工发出各种未经统一的言论……种种行为致使自己陷入被动。其实除了谎言欺骗公众外，三鹿还做过一些自救努力，包括试图借助质检部门、卫生部门的权威力量，给产品无害证明等。但事实铁证如山，所有努力最后都统统失败。很多企业的管理者都认为危机公关是在企业遇到危机时的临时公关策略，相等于心脏病人的“速效救心丸”。危机公关其实应该划为“常态公关”中一个有机的环节，所谓的“常态公关”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公关，比如维护媒体关系、维护公众关系、塑造品牌美誉度、建立和谐社区生态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即危机预防，公关绝非企业可有可无的可选项，一个成熟、规范、健全的企业，公关是贯穿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的，从原材料采购（良好的公共关系可以保障低价或佘款进货）、生产加工（良好的公关关系可以渗透其中，及时发现潜在危机）到经营管理（良好的公共关系能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这样，不仅能够使得一些潜在危机在爆发之前便已经被有效化解，更重要的是，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企业能够迅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快速、准确地制定危机公关策略，避免贻误危机公关的最佳时机。在危机中，如企业能正确面对，妥善处理，不仅能化解危机，甚至还能将其转化成商机。危机公关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博来壮士断腕的豪情，反之则会使企业陷入雪上加霜的困境。尤其在如今这个互联网发达，互动性双向传播逐渐取代单向线性传播的时代，加之职能部门的工作态度与效率，消费者此刻怀疑一切的消费心理，销售终端重利轻义的本性，都构成了复杂的市场环境，这种复杂性在中国尤其突出。此时，传统的危机公关开发布会、澄清事实、公开举措的三段式做法正面临着越来越艰巨的挑战。事到如今，三鹿是否有得救？抛开道德伦理和法律、经济方面的问题，单纯从公关角度而言，这里还有一些补救手段。首先，要求三鹿企业和负责人从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优秀的危机公关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显示出其真诚的品格和对责任的担当。不逃避、不推卸、认真、负责才是危机公关的核心所在，从诚信出发，对消费者负责，才是能取信于人的态度，也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消费者的利益和人生安全放在第一位，以诚恳的态度，承担事件的全部责任。可采用的公关行动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致歉函、企业最高负责人出面道歉等。其次，迅速、全面补偿消费者损失，包括免费为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诊断，支付确诊婴儿的全部治疗费用，给予受伤害的家庭经济和精神补偿等。在此方面，可以采用的公关行动如：企业总裁前往医院看望患儿慰问家庭、设立专门的三鹿结石奶粉赔偿基金，交由政府或名誉良好的NGO托管。再次，要加强双向、及时沟通以及信息的透明度，在企业、受害消费者、大众以及媒体间建立无障碍沟通渠道。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危机公关之后企业种种补救性措施很难产生大的影响，但由于很难接触到大众，所以其反省态度与补救行为虽然持续不断却很难为大众认可。企业在WEB2.0下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使自己无论是忏悔的、或者是诚意的种种补救方式不断呈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通过跟踪式的记录及传播，向大众表示企业整改的决心与行动，最大可能地获得大众的重新认可。可采取的行动如：在企业网站和门户网站开设专题，通过MINISITE、BBS、网络视频或者帖子等多种的形式，实时报道事态进展，传递官方声音、开通全国24小时800救助热线、统一指定新闻发言人等。最后，在媒介议题管理上，三鹿可以采取发散策略，将焦点多元化，让媒体和大众对乳制品行业、奶粉产业链以及食品质量监管制度等话题加以关注。具体可以设置三个核心议题：第一个核心议题，可以将问题方向转移到整个乳制品行业，围绕着奶源污染是所有乳制品企业面临的考验这一核心展开。在此次的检查中，除三鹿外，还有一些品牌奶粉被污染。卫生部发表声明，初步认定不法分子为牟利在源奶中添加有害物质，公安机关已传讯多人，而且现有标准的源奶检测程序和手段无法检测出这种污染物质。这些都可以作为本议题支撑事实。第二个核心议题，可以将问题方向转移到产业链利益协调，围绕着“三聚氰胺事件”凸显乳品产业链利益冲突加剧这一核心展开。上游原料供应商为赚取更多利益，向下游成品厂家提供掺药奶。本议题的支撑事实可以选择三鹿员工的一个言论，三鹿员工称“这是全行业的一个‘脓包’，这次很不幸，被我们三鹿给挤破了”。第三个核心议题，可以将问题方向转移到食品监管与公共卫生安全，围绕着食品质量监管漏洞暴露，公共卫生安全亟待捍卫这一核心展开。目前，国家需要加强对食品卫生安全的统一管理，加强对免检产品的检查力度，国家免检产品已多次出现质量问题，需要采取合理检测方式控制。还有一点，就此次奶粉事件而言，当前奶粉监管环节分为三段：原料奶归农业部、生产加工环节归质检部门、商场销售归工商部门，多段监管导致监管空白。这些都是管家食品质量监管的漏洞，可以作为本议题的支撑事实。在事件影响进入消退期后，三鹿还要展开一场艰巨的品牌形象恢复战役。投放大量公益和企业形象广告，并展开持续的品牌性公关活动。不论怎样，因为错过最佳的拯救时机，三鹿这家60年历史、连续15年全国销量名列前茅的大型合资奶粉企业，经此战役，品牌价值已尽然透支，要恢复昔日元气，恐怕不易。可持续发展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也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而风险与危机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敌。战场上没有常胜的将军，商场中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都有遭遇危机的可能。当危机出现时，企业应运用有效的危机管理体系，使企业顺利度过危机并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甚至反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