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883年，恩格斯（F.Engels）在写作《自然辩证法》草稿时，根据对近代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研究和概括，指出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系统：“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整体。”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指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一个相互作用、复杂的有机整体系统：“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表面看来，这个合力来源于人的“愿望”和意志，实质上来自于同自然一样的物质：“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由此，整个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物质统一性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这就是恩格斯的整体系统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产生了科学管理。该理论系统性与实用性并具，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并极其深远地影响了现代文明的进程。虽然没有文献表明泰罗（F.W.Taylor）曾经阅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但泰罗系统管理的确在经济生产领域具体地体现了恩格斯的整体系统观。工业经济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高效率是实现利润的主要方式之一，科学管理的直接表现就是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这使得人们总是习惯于首先从获利工具的视角出发看待科学管理。事实上也正是在1910年东部铁路公司运费案中，“哈林顿·埃默森（H.Emerson）关于如果实行科学管理，该公司每天可以节约100万美元的证词，在关心成本的制造商和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泰罗过去30年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并未取得太多成果，一句证词却成为导火索，科学管理方法被广泛关注并迅速推广开来。推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有组织的工人的反对和罢工，并导致众议院任命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并于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举行两次意见听证会。面对“效率专家”对科学管理的肢解式滥用，面对听证会上持有不同误解和猜疑的各色人等的盘问，泰罗接连用了十几个“不是”批驳了人们对科学管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认识：“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资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不是拿着秒表观察一个人的工作并记下他的情况；它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对工人动作的分析；科学管理不是印制一大批表格发给一些人，……不是分工工长制或职能工长制；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是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泰罗认为，科学管理是“一次完全的精神革命”。所谓完全，首先要求公司全体员工都投入到科学管理的精神革命中来：“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精神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长、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同样进行一场全面的精神革命。”泰罗说到，当全员参与的科学管理“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时，“他们的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盈利会大得惊人”，以供劳资双方共享。泰罗的这个观点并非1911年在听证会上才产生的应景之物。早在他最早的公开发表的《计件工资制》（1895）和《车间管理》（1903）中，就已经明确把合作双赢作为其制度的基本理念。《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中“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的表述，是对这一基本理念一以贯之的强调。泰罗强调全员投入的观点，可谓恩格斯“人们通过合力创造历史”论断在公司组织中的具体体现。把公司看作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管理，首先就要把公司内的所有人员捏合成一个整体组织来调配和管理，这是科学管理的第一步，也是系统管理的第一步。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合力系统论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论断，既包括和平建设时期，也包括革命斗争时期，所以使用了更为抽象的“相互作用”一词；而泰罗的科学管理针对的是和平环境下的建设型组织——公司，所以强调了“合作”。所以，泰罗的上述辩驳如果是真诚的，那就显得过分天真和理想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是不可能允许无产者享有与有产者同等的分配权益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已经雄辩地证明，这种单纯强调“协作”以实现双赢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是“精神革命”，就不可避免会存在抵触和冲突。成功的系统管理，不是忽视或回避斗争，而是要懂得如何化解或利用它们。科学管理要求的第二个转变，就是要把科学研究和知识用于“工厂内的一切事情，……这包括每项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完成每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虽然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活动，但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经济活动中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操作行为，管理行为的重要性是在大工业组织出现之后才渐渐显露出来的。泰罗虽然没有像同时代的法约尔（H.Fayol）那样系统整理出企业组织的6种职能活动，但他指出科学管理是“诸种要素——不是个别要素——的结合……它可以概括为科学、协调、合作、最高的产量和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如果说这个表述还比较模糊，没有清晰表达出系统管理的思想的话，那么泰罗反复强调的科学管理四项根本原则（underlying principle）——“第一，一门真正科学的形成。第二，对工人的科学选择。第三，对工人的教育和培训。第四，资方与工人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合作”——则比较明确地表达了组织系统管理的思想。科学管理的系统，首先是发展科学，找到科学规律；接下来在真正的、科学的工时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恰当的绩效标准；然后选择、教育和培训“头等工人”在职能工长管理下操作；最终根据其完成任务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报酬。如此，泰罗就通过程序化实现了整个企业的系统管理。这里的系统管理，不仅仅指的是工时研究等高效率手段等各阶段的程序化和系统化，而且还包括工人的选择、培训、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友好合作等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组织整体性的程序化和系统化。综上所述，泰罗对公司中人的因素和事的因素两个方面都具有整体组织的思想并且把两种因素结合了起来，所以科学管理被后人看作系统管理的先驱，泰罗也被尊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而当我们跳出管理学的范畴，以系统认识发展的视角来评判泰罗科学管理的时候，则可以说在恩格斯总结出合力整体系统观之后的20世纪上半叶，科学管理和其他各种具体的系统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这些具体的实践，为贝塔朗菲（L.Bertalanffy）等一般系统论的提出，开启了可资参照的理论思路，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切实营造了系统思考和行动的社会文化氛围。

美国白蛾属于昆虫纲鳞翅目灯蛾科白蛾属昆虫，是一种以危害绿色植物为主的国际性检疫害虫，也称秋幕毛虫或网幕毛虫。美国白蛾适生范围广，繁殖力强，传播途径多，蔓延快，暴发性强，危害性大，除治难度大。每年5月前后，它的幼虫开始吐丝结网，吞噬叶片，可以把整棵树的叶子吃光，造成部分枝条甚至整株死亡。它直接为害的森林植物和农作物达300多种。美国白蛾原产于北美洲，于二战期间随军用物资运输从美国传播到欧洲，1940年美国白蛾在欧洲首先发现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岛屿，1945年从美国传入日本，同样的情况，1958年美国白蛾从美洲传入南朝鲜，1961年侵入到朝鲜。1979年在我国辽宁省丹东市首次发现。目前在美洲、欧洲、亚洲的22个国家均有分布，其中包括美洲4个国家，亚洲7个国家，欧洲的11个国家。美国白蛾的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在美洲原产地分布于北纬19°～55°的大部分区域。而我国最南端的海口市北纬20°，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北纬56°，从原分布纬度上分析，我国全国范围内均是美国白蛾适生区，具备发生、危害的基本条件。我国于1979年在辽宁省丹东市首次发现后，1981年、1984年分别在山东省榕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先后发现，并造成局部灾害，1989年进入河北省山海关，1993年在天津市、1994年在上海市发现，1998年后传入安徽省芜湖市。2003年9月，在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地区首次监测到美国白蛾。2008年9月在河南省濮阳市发现美国白蛾。目前，美国白蛾已在我国陕西、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和河南等8个省（市）发生，涉及116个县（市、区），其中北京市9个、天津市12个、河北省37个、辽宁省41个、山东省26个、陕西省1个，并在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危害。2002～2007年美国白蛾在我国发生面积增长趋势明显加快，分别为75万亩、152.39万亩、175.5万亩、201万亩、210万亩、416万亩，2002～2007年的5年时间内发生面积增长5.5倍，其中2003年、2007年为增长最快的两个年份，主要原因是2003年春季的一场“非典”，影响了当年各地美国白蛾监测与防治，北京周边地区疫情强烈反弹，虫口密度大幅度上升，新疫点大量出现；2006年因为气候条件，以及虫口基数的积累，美国白蛾在发生区均暴发，导致2007年发生面积急剧上升。1979～2003年，美国白蛾扩散蔓延较为平缓，只在个别地区暴发成灾，2003年以后发展较为迅速，在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许多县（市、区）暴发成灾。美国白蛾的自然传播速度较慢，根据美国白蛾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扩散情况看，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个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包装材料、苗木等借助交通工具远距离传播的。1940年美国白蛾在欧洲首先发现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岛屿，那里存放着从美国输入的军需品，美国白蛾借助包装箱搭乘飞机越洋过海，从原产地来到了几万公里外的欧洲。1952年10月日本与驻日美国军队签订植物检疫协议前，日本已留驻了的联合国军队进口物质，正是在这期间美国白蛾传入日本。1984年我国陕西省武功县发现美国白蛾，究其源头是该县境内的一家军工厂为朝鲜修理飞机发动机，美国白蛾就是随进口的飞机零件传入，后来又在该厂进口的朝鲜发动机零件的包装箱内发现了美国白蛾的幼虫、蛹、虫翅等。1981年由于渔民从辽宁捎带木材到山东，美国白蛾被带入山东榕城，并很快在山东半岛蔓延。这是美国白蛾首次经国外传入我国辽宁省后开始向外省远距离扩散的开始。根据传播来源分析，欧亚大陆的美国白蛾可分为三支。第一支是1940年由北美洲传入匈牙利，逐渐蔓延到欧洲各国；第二支是1945年由北美洲传入日本；第三支是1958年由美洲传入当时的南朝鲜，后进一步蔓延至朝鲜和我国。从我国来看，美国白蛾经朝鲜先后侵入我国辽宁省和陕西省，可分为2支。进入陕西省的一支美国白蛾，因为诸多因素没有进一步向周围省、市扩散，目前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进入辽宁省的一支美国白蛾在1979～2008年的30年时间内先后从辽宁省蔓延到山东、河北、天津、上海、安徽、北京和河南7个省、市，并在山东、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辖区内的县（区）之间大量扩散。美国白蛾除在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原产地国家危害轻微外，在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都造成了极大危害，被列为世界性检疫害虫。如1945年美国白蛾传入日本后，给日本的蚕桑业造成严重危害。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异常等原因，2006年美国白蛾在美国、欧洲、朝鲜、日本、格鲁吉亚、伊朗等出现全球性暴发，并造成了较大的危害。我国分别于1984年、1996年、2004年连续3次在国内检疫对象确定中将之列为国内外森林植物检疫对象，2006年美国白蛾与松材线虫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两种极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1984年美国白蛾第一次侵入陕西杨凌的一个飞机修理厂，厂区近27hm2法桐和杨树树叶全部被吃光，下树的美国白蛾幼虫爬到厂区职工家的天花板、墙角、炉灶、床等地方；1995年美国白蛾在天津市塘沽区、蓟县、宝坻县暴发，导致约1.9万hm2的树林变成“光头”；2006年美国白蛾在河北廊坊大量发生，造成杨树片林、绿色通道林木树叶被吃光吃透；2008年美国白蛾在山东济南大面积暴发。美国白蛾所到之处，不仅对城市和乡村街道、林网、片林、公园绿地、庭院的树木、园林花卉、农作物等造成严重危害，吃光树叶，树冠光秃，化蛹期下树爬墙入户，影响居民生活。美国白蛾严重发生和危害，不仅对发生地的生态安全构成了较大威胁，还严重破坏城市绿化景观和环境面貌，损害城市和乡村形象。同时，作为一种国际检疫对象，对经贸和旅游产生直接影响。美国白蛾在北美洲发生、危害均较轻，是一种并不能引起当地农林部门重视的次要害虫，而“当它侵入欧亚大陆以后，成为一种危险的检疫性害虫，主要是由于缺少天敌的制约造成的”（魏建荣，2003）。据1967年统计，美洲美国白蛾的天敌种类达84种，其中捕食性天敌34种，寄生性天敌50种；欧洲美国白蛾天敌种类为85种，捕食性天敌46种，寄生性天敌39种；亚洲美国白蛾天敌种类仅为6种。尽管从欧、美两洲来看，天敌总种类数相当，但共同的天敌只有4种，在美洲对美国白蛾危害起到绝对制约性的天敌在欧洲并不存在。由于没有原产地天敌制约，新侵入地天敌在短时间内对新侵入的寄主制约不足，造成美国白蛾在侵入地的欧亚大陆暴发成灾。随着美国白蛾的大量发生和蔓延，世界各地对其防治研究越来越重视。近年来的研究主要以美国白蛾生物防治为主，如：病原微生物、捕食天敌、寄生天敌和性信息素等。目前，通过研究发现的美国白蛾致病微生物主要有苏云金杆菌、白僵菌、多角体病毒、颗粒体病毒、柞蚕微孢子虫和夜蛾斯氏线虫。其中苏云金杆菌、白僵菌、柞蚕微孢子虫和夜蛾斯氏线虫为美国白蛾非专性寄生微生物，多角体病毒主要有核型多角体（NPV）和质型多角体（CPV）两种。当前在美国白蛾防治中研究最深入、运用最广泛的微生物主要是苏云金杆菌和多角体病毒。调查发现美国白蛾捕食性天敌主要有昆虫、蜘蛛和鸟类，其中昆虫有21科38属41种，捕食性昆虫主要以姬蝽科Nabidae、蝽科Pentatomidae、草蛉科Chrysopidae和瓢甲科Coccinellidae为主；蜘蛛类10科34属39种。寄生性天敌主要有寄生蝇和寄生蜂等10多种，寄生蝇主要有日本丛毛寄蝇、古毒蛾追寄蝇等，寄生蜂主要为姬蜂科和小蛾科的种类，主要有黑瘤姬蜂。性信息素方面主要有加拿大研究的9，12-十八烷二烯，9，12，15-十八烷三烯和3，6-顺-9，10-环氧二十一烷二烯，3种信息素的运用比例为5：6：13。目前，日本已生产出美国白蛾性信息素诱芯，并成功运用于测报。我国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大量深入的研究，调查了我国境内美国白蛾捕食天敌主要有草蛉、瓢虫和蜘蛛等，寄生性天敌主要有卵期的赤眼蜂、蛹期的姬蜂、小蜂、茧蜂和寄蝇等25种。1985年杨忠岐等在陕西省发现了寄生率较高的新种——周氏啮小蜂。目前运用防治上的主要有周氏啮小蜂、核角体病毒。自从1979年美国白蛾传入辽宁省，我国针对美国白蛾的这场“围歼战”、“人虫战”就拉开了序幕，到目前已持续了30年。经历了发生初期的“不登报，不上广播和电视”阶段和近期的各种媒体大量宣传报道阶段。目前，以防治美国白蛾为主的“人虫之战”已进入了广大公众视线。1979年，美国白蛾从朝鲜入侵丹东市后，林业部组织有关专家于1980年到丹东市开展了病毒、杀虫剂等多项措施防治，目的是将美国白蛾堵在辽宁省，就地根除，防止向外扩散。但由于当时对美国白蛾的危害性和防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足够资金投入到防治中，因此防治只能以试验性的工作结束。198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林业部关于加强对美国白蛾检疫和防治工作报告的通知。1984年美国白蛾侵入陕西省武功县一个机场，当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共同下发了《关于迅速扑灭陕西境内美国白蛾的紧急通知》。当时陕西采取飞机喷洒化学农药杀虫的应急措施，但喷药时大量虫子已经下树，除虫效果并不显著。1998年，美国白蛾从辽宁扩散到山东、河北、天津等省、市，防治形势已十分严峻。为了有效遏制美国白蛾扩张蔓延，保护绿化成果，维护生态安全，国家林业局于1998年启动了美国白蛾国家级治理工程。工程范围覆盖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的67个县（区），工程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02年，防治总面积达17.43万hm2（次），根除了3个新发生县和93个乡镇疫点，发生面积由2.65万hm2压缩到1.46万hm2，发生区距北京的直线距离至少后退了10km2。陕西省经过13年的努力，已将疫情压缩到极小范围；山东省采取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防治技术，遏制了美国白蛾的扩散蔓延势头；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采取人工、物理、生物、药剂等综合防治技术，有效地控制了美国白蛾的扩散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经过治理工程，美国白蛾扩散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种种原因，2003年美国白蛾在北京周边地区再度暴发，国家林业局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加大防治力度，牵头组织制定了美国白蛾防治方案，召开了防治方案专家论证会；专门成立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4省（市）美国白蛾联防联治工作协调组，定期组织召开工作协调会；建立了疫情报告、信息通报、同步防治、定期检查、工作奖惩等多项制度。美国白蛾发生的各省（市）成立了防治指挥部，建立了防控工作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将除治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林权所有者。2006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美国白蛾防治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一次为一个害虫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通知。这次通知的下发主要是为了遏制美国白蛾疫情严重发生和扩散蔓延的势头，确保“绿色奥运”的顺利召开和首都及周边地区生态安全。通过从防治技术方面提出了“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的防治方针，及“突出重点、分区治理、属地负责、联防联治”的防治原则，2003～2008年，国家每年投入大量防治资金，用于美国白蛾防治，并把美国白蛾发生区以北京为中心划分为核心防控区、重点防控区和外围防控区等三个防治区域。核心防控区指北京地区防治范围。重点防控区指北京市外围20km以内的所有区县及交通干道两侧和货物集散地、家畜集中屠宰场、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周围地区，具体指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大厂、香河、固安和广阳等5个县（市、区），后来根据疫情的发展，重点防控区增加了河北省涿州市。外围防控区重点防控区以外的其他发生区域。近几年，我国美国白蛾各防控区利用人工、化学、生物等措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防治，防治手段呈现了多样化，防治技术表现出了更高的水平。由于美国白蛾的发生呈点多、面广的态势，且美国白蛾是一种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主要以政府主导为主，采取逐级签订责任状，落实防治责任，联防联治的方式进行。在防治措施上坚持了“一代为主，地面为主”的防治战略，防治中除运用传统的喷药防治手段外，还大量采用飞机防治、天敌（周氏啮小蜂和病毒）防治和人工剪网挖蛹等高技术和生物防治。2007年、2008年春季美国白蛾核心防控区（北京）和重点防控区（河北省廊坊、涿州）联合投入650万元，收购美国白蛾越冬蛹1800多万头。2008年，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等地使用R44直升机、S300直升机、蜜蜂轻型飞机进行了大面积的飞防，飞防面积达10.67万hm2，同时，释放周氏啮小蜂150多亿头，开展了天敌防治。通过各地大规模防治，美国白蛾发生蔓延趋势和危害程度均得到了有效控制。

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传媒）自2003年5月成立以来，先后三次获得数千万美元的大规模投资，历经19次并购终于牢牢占据了户外媒体的霸主地位。其成功的融资历程及其传奇的系列并购举措成为中国商业领域资本运作的经典案例之一。在完成了一系列小型并购行为以后，2005年7月，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海外上市的中国纯广告传媒第一股，并以1.72亿美元的募资额创造了当时的首次公开募股（简称IPO）纪录。通过上市，分众传媒及其股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同时为进一步并购框架传媒、聚众传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纵观分众传媒成功商业运作的历程，其快速发展和高成长性背后，离不开风险投资对其进行的强力资金支持。自2003年5月起，分众传媒先后三次获得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鼎晖创业投资中心、美国高盛、英国3i等十多家国际著名投资基金公司对其投入的数千万美元。凭借国际私募股权投资者的大力支持，分众传媒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并购整合与新媒体开发工作，取得骄人的成就。本文中涉及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渠道、资本退出方式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在这里探讨。私募股权投资者进入的方式主要包括增资扩股、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与股权转让并用几种类型。私募股权投资者收购进入拟投资企业，可以在设计进入方案时，考虑将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使私募股权投资资金进入被投资企业的方式更灵活，便于私募股权投资者与被投资对象之间迅速达成各自更加认可的交易。分众传媒引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为股权转让的方式。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其对公司所有之股权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而成为公司新股东的法律行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股东地位随股权转让而发生转移。该种模式是由企业的原股东向私募投资者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权，原股东获得私募投资者的资金，私募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新股东。私募股权投资者在购买拟投资企业的股权时，可以以现金、资产、股权等作为支付对价进行并购。根据商务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并于2006年9月8日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10号令”）的相关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包括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两种方式。股权并购是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认购境内公司增资股权，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其包括以货币现金购买境内公司股东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股权，或以境外公司股东股权或以其增发的股份购买境内公司股东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股权等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股权并购方式。私募股权投资者以其合法拥有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经外汇管理机关核准。本案中，分众传媒的三次私募股权融资均是私募股权投资者以货币现金直接投资的方式认购分众传媒的股权以实现进入分众传媒的目的的。通过对分众传媒的注资，私募投资机构获得相应比例的分众传媒公司的股权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10号令在原允许货币资金作为收购股权唯一支付手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规定，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相融合，为私募股权投资者进入被投资企业提供了另外一种可采用的方式，有助于企业跨国并购。私募基金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的收益，而退出机制是关系到私募基金投资行为能否成功的关键。一般来讲，私募股权投资者在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投资之初，往往要设计周密的投资方案。投资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企业的估值定价、私募股权投资者在公司董事会席位设置、私募股权投资者否决权的行使及公司治理问题等。同时私募投资者也要在方案中设计周密的退出方案。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投资通常以公开上市（IPO）、并购、管理层回购及破产清算几种方式实现套现退出的目的。公开上市通常是私募股权投资等风险投资者的最佳退出方式，此种退出方式可以使投资者持有的股份转变为上市公司股票，从而实现赢利性和流动性，而且采取此种方式操作的资本退出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企业上市是现有法律环境下公司融资手段中的一种。公司上市依照上市地点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境内上市与海外上市。海外上市又包括海外直接上市与海外间接上市。境外直接上市是指直接以国内公司的名义向国外证券主管部门申请发行登记注册并发行股票或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向当地证券交易所申请挂牌上市交易。境外间接上市则通常采用借助壳公司的方式在境外证券交易所进行挂牌上市交易。其主要形式包括买壳上市与造壳上市。尽管中国境内亦存在供境内企业进行IPO的交易场所，但是很多中国企业经常选用返程投资模式（“红筹”模式）实现海外上市，以实现规避中国现行证券法律法规规定的繁杂的审批程序的目的。为此，境内公司与私募股权投资者共同设立一个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实际上是受中国境内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中国境内公司在境外的壳公司，其完全是为了将境内公司的权益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目的而设立。通常境外壳公司设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开曼群岛、百慕大岛等地。私募资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投资，是因为相对于在境内对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海外注册公司并运作海外上市主要有以下优势：第一，设立境外公司，其公司的股东，包括私募股权投资者在内，可以通过公司在海外上市实现所持股份的全流通，避免依照国内《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等相关规定履行关于资本变动的繁琐程序。第二，上市所需成本较低。海外上市相对于在境内上市来讲，虽然同样需要进行审批，但要简单便捷得多，可以在相对很短的周期内完成上市所需办理的手续，有利于企业在短时间内完成融资计划，为企业发展获得必要的资金。第三，私募股权投资者在设计投资方案并选择上市地时，目的是能够将企业的价值及投资利益最大化。其主要考虑的因素为市场流动性、融资便利程度及被投资企业产品与市场的拓展要求等，由于当时国内的A股市场市盈率低于海外交易市场，因此私募股权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将企业海外上市。第四，公司在海外上市所募集到的资金不必调回境内，公司可以依据上市地法律，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所募集资金的投放方向和运作模式，从而为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和资本运作活动开辟条件。第五，中国证券市场远不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成熟，上市政策的不稳定性较强。此外，在中国市场上市后可能还面临配股和权利问题的沿革监管审批等问题。在中国机构投资者若要在境内证券交易所退出，公司必须就该等机构投资者所持的法人股的交易办理审批手续。如果要退出的是外国投资者，由该投资者所持有的外资股的交易须遵守商务部和证监会的特殊规定。第一，海外壳公司的确定，即由拟海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海外避税岛注册关联壳公司或由公司收购或兼并海外已上市公司，用于海外上市的特殊目的。第二，完成资产跨境转移。即境内企业将其实际控制的境内资产从法律层面向海外壳公司转移资产控制权。第三，海外公司将境内公司资产证券化，在海外实现上市以募集资金，同时私募股权投资者通过海外上市实现退出和资产增值的目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在设计退出方案的重点，即是对被投资企业未来上市地的选择。一般中国企业上市多数选择的上市地有国内、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伦敦等证券交易市场。由于我国国内股票市场规模较小，企业在境内上市需要经过证监会严格的审批，其审批的周期长且难度大，因此私募股权投资者往往选择将被投资企业在海外上市以获取高额回报。私募投资者在拟定投资及未来上市退出方案时，往往不直接将资金注入拟投资企业，而是采取首先在海外设立新公司，再由该新注册成立的海外公司控股国内公司，在未来海外上市时，将该新注册成立的公司作为主体运作海外上市后退出的方式。分众传媒在获得软银的投资后，进行了以下的操作：首先，软银协助分众传媒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了分众传媒（中国）控股公司，软银、江南春和分众传媒的另外3名创始人作为该公司的股东，软银派出一人进入公司董事会。其次，后分众传媒（中国）控股公司在香港成立子公司，该香港子公司在上海注册两个公司，分别为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上海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这两家公司具体运营商业楼宇联播网项目。而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时，其上市主体是在海外注册成立的分众传媒（中国）控股公司。最后，分众传媒于2005年7月登录美国纳斯达克，而在分众传媒IPO后至2006年间，分众传媒的投资者高盛集团、3i公司、德丰杰创业基金、鼎晖创投等，均将其持有的股票进行抛售，套现退出分众传媒。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作为最宝贵的资源，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然而，在国有煤矿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中，基本都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直接后果就是职员总体素质偏低、人才流失严重。归根结底，这并不是我们的模式出现什么颠覆性的问题，而在于我们的管理并未实现适应现代发展需要的精细化。下面以央企下属的某煤矿机械制造企业为例，说明人力资源部门如何运用精细管理方法来解决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员工培训及绩效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员工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在企业中，员工的成长是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近几年来，人力资源市场竞争开始向人力资本层次升级，培训需求爆炸性增长，但对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企业来说，在过去的员工培养工作中往往最大的困扰在于其针对性不强、培训的目的不明确，实际运用程度差，导致人力资源部门花费大部分时间精力，却没产生显而易见的培训效果。通过实际情况，该公司采取了针对性的多种培训形式，对工作人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主要培训形式有入厂教育、上岗培训、在岗培训等。从2007年至今，该公司对689名新入职的大中专学生进行入职教育。每批大中专学生进入公司，都要组织相关部门用三天时间对公司的发展历史和规章制度进行系统了解，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考核合格之后分组轮换到各分厂实习两个月，熟悉生产流程，并要写出实习心得，增强新职员对企业的了解和信心，及时树立企业的主人翁意识。在公司内部在岗培训中，为了防止公司的培训流于形式，最终事倍功半，公司人力资源部制定了一整套精细的培训管理系统，主要包括：需求分析，即培训需求分析，也就是说在培训之前先明确培训目的，要求获得什么样的成效，使得公司在培训结束后知道职员学会了什么；培训计划制定，则是针对我们的培训目的，根据具体情况和职员自身素质制定一套因人而宜的培训计划；培训实施和监控，这是两部分内容，把教学和督学分开的目的是实现类似“立法”与“执法”相互监督的目的；培训效果评估，是通过一系列的评估考核方式对职员进行考核定级，端正职员的学习态度，避免出现教而不学的状况。该公司的精细化培训系统本着对企业和职员负责的态度，在企业的职员素质的提升、企业综合能力的增强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人力资源部定期组织公司下属各分厂领导参加培训需求分析会，通过员工现有记录，如：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废品率、客户投诉率、事故率、绩效评估、工作描述、聘用标准等来分析未来需要什么类型的技术和能力，需要具有什么样才能的人及其数量。仅2006年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通过与分厂沟通了解后，为加强检验队伍素质、分厂基层班组建设，解决新增大量数控设备操作人员欠缺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员培训、电焊工培训、计算机培训、工艺培训、班组长培训等40个班次，培训人数6313人。这阶段的工作不仅是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的一种监督，也是对以后的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根据培训需求分析制定培训计划。主要是确定培训项目的责任人、培训目标、培训课程、授课方式、培训讲师、经费预算等等。该公司培训的主要对象是一线工人，公司有专门的培训中心，除聘用外部讲师外，公司也拥有一批专业的内部讲师，主要是经验丰富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与分厂职工对生产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实行“互动式”教学，既搜集到职工在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为下一次培训做准备，也对职工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很好的作用。这部分的工作让公司的受训职员能很好的接受这些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的知识的直接灌输，能将技术部门的技术理念移植到职员脑中，为企业生产出多数量、高质量的产品奠定了人力基础。按照培训计划，对每一次培训做详细和具体的培训实施监控方案，明确时间安排、进度安排、教材、课程与课时、培训讲师、资金投入控制、培训场地及设施、培训纪律等具体事宜。对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观察和把握，严格按计划进度进行，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或调整，保证计划的顺利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实施与监控要时时配合，监控与实施要处处制约，以达到双赢的效果。对于职工培训后，每个职员都会根据不同的工种确定不同的考试，每次考试都是经过严格的监考、评分程序。考试不合格的职员重修课程并参加补考。对于考试通过的职员是否能胜任其相应技术水平的情况，人力资源部采用跟踪考核的方法，制定了考核期，根据受训人员所在岗位事故率、产品合格率、产量、销售量、成本、利润等等指标进行测定，以确保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工作能力。最后将测定结果反馈到人力资源部。通过这种手段该公司的职员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此外，为保证全员持证上岗，公司人力资源部定期组织各类专业人员参加相应的职业等级资格考试。主要采取外部培训的方法，从2006年起该公司规定公司机关管理人员必须持有大专以上学历文凭，2007年公司人力资源部还与中国石油大学联合办学，为该公司职工高升专、专升本开通了学习平台。至今通过高升专、专升本的渠道获得更高学历文凭的人数已达175人。除此以外，该公司还积极鼓励企业管理人员参加社会注册类或职称类考试，在2007年工资方案中，为获得注册类证书、中级以上职称以及中级技师等方面职称发放津贴，促进了职工学业务、学技术的积极性，在全公司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为公司职员提升业务和技能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公司未来人才的储备做雄厚的基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行绩效管理，所以绩效管理一直是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随着企业的成长发展以及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认识的进步，国有企业对绩效考核的操作有了本质上的提高。但是在操作绩效管理时，往往认为绩效管理就是绩效考核，而且考核只是浮于表面，很多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搞考核，对考核结果轻描淡写，对考核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悄无声息。面对这些国有企业根深蒂固的考核误区，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在2006年建立了精细的绩效管理体系，包括绩效计划、绩效执行、绩效评估、绩效改进。公司人力资源部每年对中层领导以上干部进行360度全方位的绩效考核，为了保证绩效考核的战略导向，公司设定了符合企业情况的绩效考核指标，指标有工作态度、组织管理能力、业务能力、团队意思、沟通能力、配合能力、员工印象等方面，中层管理人员互评及其下属职员或工人测评后，由与之相关业务往来的外界人员测评，最后由各中层管理人的直属公司领导测评。全部书面测评结束后，由人力资源部集中统计数据。届时，各中层领导依次做述职报告，由人力资源部和党政工团联合对述职情况打分。最后，将测评分数与述职报告的分数综合起来，实行各岗位的优胜劣汰。对中层管理人员的考核结果不称职的被撤职，降为普通管理人员。而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考核成绩优秀的年轻管理人员也有破格提拔的机会。真正建立了公平、公正、合理的考核机制。这样真正的竞争和淘汰机制，使得公司在近两年的人才外流明显下降，公司从上到下每个职员都存在竞争意识，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最终使得企业的效益较往年有大幅度提高。劳动合同是职工与企业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是维系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纽带，也是职员维护自身利益的凭证。只有通过对劳动合同的管理，才能合理控制人员的“进出”问题，才能在现有国家政策条件下建立一种较为有效的合同管理机制。在劳动合同管理方面，该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劳动部门标准文本，并通过签订补充条款对职工在一些政策不太明确的问题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使企业在职工“退出”问题上的操作办法更切合实际，做到“有法可依”。其次是加强合同到期续订的考核工作，纠正以往“看面子，轻考核”的合同管理倾向。明确规定，企业内部待岗人员合同到期原则上不再续订合同。2007年我们在审核各分厂劳动合同后，清退了314名不合理临时用工，为企业减轻了负担。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加强对劳动合同管理，使从业人员队伍得到“净化”。薪酬是激励员工作积极性、稳定员工队伍的主要方法，也是留住人才最强有力的杀手锏之一。完善的培训制度、公平的绩效考核是对留住人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是长久之计。收入是一个人劳动价值的具体表现，当员工收入不能体现其应有社会价值时，人才流失必然发生。正是因为价值规律的存在，导致薪酬缺乏竞争力成为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如何使薪酬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通过薪酬杠杆，促进广大职工学习技术、增长才干，努力工作，在满足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下提高员工收入水平，这是薪酬工作的重点。在2006年该公司薪酬管理方法里提出了承包单位和非承包单位不同的工资方案，对承包单位实行整体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承包”和“日常考核”双监控，在平时工资发放问题上，坚持与实现利润及完成工作业绩紧密结合，和经济效益紧密挂钩，非承包单位实行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的融合，固定岗位基数，搞活效益工资浮动。在日常工资发放中，按完成利润和上交资金比例增发效益工资，如发生亏损，除不得发放效益工资外，全体员工岗位固定工资相应下浮。从而真正打破了“大锅饭”现象，既稳定了队伍，又促进了企业发展。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精细化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是可以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的过程。精细化管理也是一种管理理念。它体现了组织对管理的完美追求，是组织严谨、认真、精益求精思想的贯彻。人力资源管理与精细化管理的结合，必将有效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进而提高工作效率，最终达到提高企业效益的目的。但是，任何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管理理念都是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大的执行力来保证，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严格的执行。执行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人力资源管理精细化改革的效果。在进行精细化管理的进程中，把握好强度和节奏，在变革和稳定两者间把握好尺度，最终是可以为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找到一条光明的发展之路的。

番茄灰霉病（Botrytis cinerea Pers）是保护地番茄的重要病害之一，主要为害花和果实，尤以青果受害最重，大幅度降低番茄的产量和品质。近几年来，番茄灰霉病为害越来越严重，轻者减产10%～20%，重者达30%以上[1]，而病原物极易对化学农药产生抗药性，因此化学防治用药量大、防效差、污染重，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植物源农药可在环境中迅速分解，在植物体内也几乎没有残留，是符合人们对绿色农产品要求的。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ejasme L.），又名断肠草、红狼毒，为瑞香科，狼毒属植物，是当前中国草地上危害较严重的毒草之一，但是瑞香狼毒又具有可利用的一面，其根是传统中药狼毒的基质，有逐水、祛痰、破积、杀虫之功效[2]。目前国内外对其化学成分、杀虫活性、抗癌活性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报道。有文献表明瑞香狼毒对于植物病原菌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3]。本试验就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抑制作用进行了室内测定，旨在为开发出一种经济，安全，有效的新型杀菌剂提供理论依据。1.1.1 供试样品 试验所用瑞香狼毒采自山西怀仁金沙滩，将采集的植物材料洗净后充分阴干，放入恒温箱内（40～45℃）烘干，粉碎后过60目筛备用。1.1.2 供试菌种 番茄灰霉病菌（Botrytis cinerea Pers）均由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实验室提供。1.2.1 瑞香狼毒提取液的制备 称取瑞香狼毒根部粉末50g，装入500ml广口瓶内，加入干粉5倍量的有机溶剂甲醇浸泡3～5天后，过滤并浓缩至稠膏状。取适量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加入少量甲醇溶解并配成60mg/ml溶液，备用。1.2.2 抑菌活性测定 采用生长速率测定法[4～6]测定瑞香狼毒提取液对黄瓜枯萎病菌菌丝生长抑制作用，具体操作如下：取60mg/ml瑞香狼毒提取物溶液配制成60mg/ml，30mg/ml，15mg/ml，7.5mg/ml，3.75mg/ml的溶液，制作平板时，在一个培养皿中加入2ml，再加入13ml培养基，摇匀，凝固后即为全药平板培养基。每一处理做5个重复并标记；另取3个培养皿分别加入2ml蒸馏水、13ml PDA培养基作为对照。将供试菌种用6mm打孔器打出菌饼，用接种针小心地将供试菌饼置于平板培养基上（菌丝面朝下，每皿一块，放于中央），置光照培养箱中培养（上述一系列操作必须在严格无菌条件下进行）。48h后，用十字交叉法测每个菌落的直径（每一天测一次，连测两次），以下式求菌丝生长抑制率：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作用结果如表1和表2。浓度（mg/ml）72h96h菌落直径（cm）ColonyRadius抑制率（%）Inhabitingrate菌落直径（cm）ColonyRadius抑制率（%）Inhabitingrate81.8078.181.9579.4542.0374.002.2175.4923.0256.003.4756.3214.0337.644.5739.570.55.3713.276.3812.02CK6.107.17表1 不同浓度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Table 1 Inhabiting of 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extracts of Stellera chamaejasme against Botrytis cinerea Pers时间Time毒力方程RegressiveequationEC50?相关系数r95%置信限Confidencelevel72hY=4.5546+1.5754x1.920.97251.61～2.6896hY=4.5519+1.6433x1.870.96741.58～2.22表2 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毒力Table 2 Virulence of the extracts of Stellera chamaejasme against Botrytis cinerea Pers从表1可以看出，瑞香狼毒甲醇提取液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提取液浓度越大，抑菌作用越明显，即在5个不同浓度稀释液中，8mg/ml的效果最好，接近80%。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8mg/ml、4mg/ml、2mg/ml的提取液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抑菌率都在50%以上，1mg/ml、0.5mg/ml的提取液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抑菌率在50%以下，这说明瑞香狼毒中含有的一些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地抑制黄瓜枯萎病菌菌丝的生长。从表2可以看出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毒力EC50在72h、96h分别为1.92mg/ml、1.87mg/ml。本试验表明，瑞香狼毒甲醇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且瑞香狼毒在我国资源丰富，有望开发成一种生物农药，具有良好的前景。虽然本试验做出一定的结果，但是也有一些不足之处：（1）试验中只是做了室内测定，没有做室外试验，在室外是否也有如此好的效果不能确定；（2）试验中只做了生长速率法像其他方法，如孢子萌发法没有做，它对孢子有什么样的效果也不知道；（3）试验只对瑞香狼毒植株进行粗提取并不确定其有效的活性成分为什么物质。以上问题需在以后的实验中着手解决。目前国内青海省天然草地上生长的瑞香狼毒面积达73.3万hm2，密度为每百平方米350株丛，最多可过1998～5000株丛[7]。海北洲海晏县青海湖乡每百平方米有狼毒400～1400株丛，盖度为20%～40%。另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泽里木盟阿鲁旗已经形成了以瑞香狼毒为主要植物群落的草场约4万hm2，有瑞香狼毒生长的草场约13.3万hm2以上，占全旗104万hm2草场面积的28%。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干草原，狼毒已成为退化草地的景观植物[8]。因此，在山坡或沟谷，劳力充足的地区，春秋季可进行人工采挖，收集瑞香狼毒的根，既可作到清除狼毒，保护草原，又可“化害为利”，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链霉菌（Streptomyces sp.）是产生天然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微生物类群，利用链霉菌及其代谢产物防治植物病害，在生防研究领域向来受到重视。本研究从健康水稻植株上分离到一株放线菌菌株F-1。通过形态观察初步将其鉴定为链霉菌（Streptomyces sp.），并与普特拉链霉菌种（Streptomyces platensis）的形态学特征与培养性状相似。经16S rDNA方法鉴定，菌株F-1与普特拉链霉菌高度同源，置信度达100%。由此将菌株F-1定名为普特拉链霉菌F-1（Streptomyces platensis F-1）。菌株F-1产生的抗菌物质对水稻纹枯菌（Rhizoctonia solani Kühn）具有抑制作用。在离体条件下，将菌株F-1与纹枯菌对峙培养，可形成明显的抑菌带，与F-1对峙培养的纹枯菌菌丝顶端肿胀、扭曲。将菌株F-1液体发酵物滤液按10%比例与PDA混合制备平板，再接种纹枯菌。结果表明：纹枯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率为56%。在离体水稻叶片上进行的防效试验表明：经菌株F-1的液体发酵滤液处理的水稻叶片，其病害等级与无菌水对照相比明显降低（P<0.05）。菌株F-1孢子液对水稻纹枯病也具有较好的防效，表明孢子液中也存在抗菌物质。活体防效结果表明，经链霉菌菌株F-1发酵滤液处理的水稻植株，其病情指数与清水对照相比显著降低（P<0.05），生防效率达到60%。抑菌谱表明，菌株F-1产生的抗菌物质除对水稻纹枯菌外，还对稻瘟菌（Pyricularia grisea）、核盘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灰霉菌（Botrytis cinerea），小麦赤霉菌（Fusarium graminearum）、棉炭疽菌（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等多种重要病原菌有显著的拮抗作用，而对小麦纹枯菌（Rhizoctonia cerealis）、棉枯萎菌（Fusarium oxysporium）、西瓜枯萎菌（Fusarium oxysporum）和链格孢菌（Alternaria）等病原菌没有显著的拮抗作用。说明F-1抗真菌作用具有选择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菌株F-1产生的抗菌物质不耐高温，100℃处理10min后，基本失去抑菌活性。F-1产生的抗菌物质可经硫酸铵饱和沉淀分离。纯化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链霉菌菌株F-1在液体和固体培养条件下，均可产生芳香气味。我们推测F-1可能产生挥发性物质。因此，作者对菌株F-1产生的挥发性物质是否具有抑菌活性和防病潜力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菌株F-1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对引起草莓灰霉病的灰葡萄孢菌（Botrytis cinerea Pers.）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菌率达50%。在离体草莓果实上进行的防效试验结果表明，菌株F-1所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对草莓灰霉病有显著防效。接种8天后，经挥发性物质处理的草莓，基本没有发病（病害等级0级）或仅有轻微症状出现，病害等级1～2；而接种和没有接种灰霉病菌的两个对照组，草莓果实已经腐烂，表面长满灰霉或腐霉等杂菌，病害等级达到顶级8级。此外，链霉菌菌株F-1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对引起油菜菌核病的核盘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离体试验表明，抑菌率可达53%。在油菜苗期进行的活体试验结果表明，菌株F-1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对油菜菌核病的生防效率达57%。试验表明，菌株F-1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对多数病原菌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菌具有广谱性。这为将来利用其防治温室、大棚病害和果蔬储藏期病害研究提供了试验依据。目前正在准备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HS-SPME）-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对链霉菌菌株F-1产生的挥发性物质成分进行测定。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链霉菌菌株F-1产生的抗菌物质及挥发性物质均具有明显的防病效果，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盾壳霉（Coniothyrium minitans）是核盘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的重要寄生真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是菌核病的一种重要生防菌。本研究自盾壳霉ZS-1菌株的T-DNA标记插入突变体库中筛选到一株产孢缺陷型突变体ZS-1T16229，以之为材料进行研究。突变体ZS-1T16229与出发菌株ZS-1相比，偏向于培养基质中生长，不产孢，或产生少量的分生孢子（3.4×102个孢子/cm2），在与核盘菌对峙培养时，于两菌落融合处，突变体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突变体ZS-1T16229的生物产量大幅下降，在PDA培养基上培养6天、9天和12天，其生物学产量分别为8.2mg、24.2mg和58.7mg，而野生菌株ZS-1的生物学产量分别为17.4mg、39.3mg和78.8mg。突变体ZS-1T6229同时丧失了产生抗细菌物质的能力。另外，突变体ZS-1T6229的寄生致腐菌核的能力有显著的下降，用突变体的菌丝片段处理核盘菌的菌核，在沙粒上于20℃保湿培养30天，菌核腐烂指数为22%，而用野生菌株ZS-1进行相同处理，菌核腐烂指数为86%。Southern杂交证实T-DNA标记在突变体ZS-1T16229中为单拷贝插入；以ZS-1T16229为材料，采用TAIL-PCR和RT-PCR技术对T-DNA标记插入位点的基因组DNA进行了克隆，获得了大小为1527bp的DNA片段；对该基因组DNA片段进行了序列分析，并利用GenScan软件进行了阅读框（ORF）预测，结果表明该DNA片段含有一个完整的阅读框：编码508aa。对推定蛋白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功能预测，发现该序列中含有一个保守区域，即Pex2-Pex12结构域，与其他真菌的过氧化物酶体蛋白PEX2具有极高的同源性，如与烟曲霉（Aspergillus fumigatus）的PEX2相同部位等同的氨基酸为54%，类似的氨基酸达68%。故命名该基因为CMPEX2。通过RT-PCR结果表明CMPEX2基因在突变体ZS-1T16229基因组中不表达，在出发菌株ZS-1的基因组中表达。构建了CMPEX2基因敲除载体，利用农杆菌介导转化的方法，获得了3个CMPEX2基因敲除转化子，通过PCR证实这3个转化子确实为CMPEX2基因敲除转化子。这3个转化子的表型与突变体ZS-1T16229相同。初步认为CMPEX2基因与盾壳霉产孢相关，起正调控作用。

土壤线虫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数土壤线虫生态学者将土壤线虫按照取食习性分成植物寄生线虫、食细菌类线虫、食真菌类线虫、捕食类或杂食类线虫、以基质为食的线虫和取食单细胞的线虫等[1]。植物寄生线虫可以通过取食植物根部，直接影响植物的营养状况或通过取食活动造成的伤口，引起与其他植物病原物的复合侵染。植物寄生线虫大多数属于垫刃目、少数是矛线目长针科和膜皮亚目毛刺科；捕食性线虫通常是以捕食土壤中的线虫、菌物、藻类及其他微动物为生，多为单齿目线虫。捕食性线虫属于自由生活线虫，通常生活周期长、繁殖能力低和对环境干扰敏感。一般不是土壤中的优势种群，但能更好地指示土壤状况的较长期变化[2]。捕食性线虫作为植物寄生线虫的捕食者具有较好的生防潜力[3，4]。对于捕食性线虫群体动态变化的研究有限，Azmi和Das&Mukhopadhyay[5，6]报道了捕食性线虫群体随着被捕食线虫的种类和密度变化而变化。Choudhury[7]对泰米尔某地的捕食性线虫Mylonchulus minor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分布和随季节的动态变化做了研究。为了深入了解捕食性线虫对土壤健康状况的指示作用，明确在耕作土壤中捕食性线虫与植物寄生线虫的关系，本试验研究了不同耕作制度大豆田中捕食性线虫种群多样性以及捕食性线虫与植物寄生线虫种群密度动态变化关系做了详细的研究。供试作物：大豆（Glycine max），辽豆11为感染大豆胞囊线虫的品种。1.2.1 田间设计 试验于2006年在辽宁省沈阳市汪家乡养竹村。定点选取连作、轮作、水稻田改旱田和撂荒4种耕作方式下的大豆田进行研究。连作3～4年，轮作方式为水稻―大豆―玉米―大豆，水稻田改旱田前茬为水稻，撂荒地为以前未种过大豆的荒地（但有野生大豆生长）。播前大豆无任何处理，分别在播种期（5月7日）、苗期（6月7日）、开花期（7月10日）、结荚期（8月7日）和成熟期（9月6日）进行取样。1.2.2 土样采集方法 每一种耕作制度采用五点法取样，去掉5cm表土挖取300g根际土壤，封口，记好标签，带回实验室及时分离。1.2.3 线虫的分离、杀死和固定 每个土样称取鲜土200g，采用淘洗—过筛—重糖离心法分离；水浴60℃，10min杀死；采用TAF固定液固定。1.2.4 土壤含水量测定 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烘箱设置80℃、12h烘干。1.2.5 线虫的计数 将每份标样摇匀后，用带刻度的吸管吸取1/3，在显微镜和体视解剖镜下进行科属鉴定并计数，然后依据测得的土壤水分将土壤线虫种群折算成100g干土中含有的线虫条数。1.2.6 线虫群落分析方法 根据线虫的取食习性和食道特征确定线虫所属类群（Yeates等，1993）。生态指数和计算方法如下：丰度（Abundance）=100g干土中土壤线虫的数量相对丰度（Relative Abundance）RA=丰度/线虫总数2.1.1 捕食性线虫种群的多样性 从各个时期的土样中，分离鉴定出捕食性线虫共2个目4个属。各属的形态特征如下：（1）孔咽属线虫Aporcelaimus spp.分类地位：矛线目，矛线亚目，矛线总科，矛线科。形态特征：食道前部细长，后部扩大呈圆筒形或梨形，口腔内常有1个轴针或壁齿。虫体大，通常大于4mm。体表由微弱棕纹和交织纹，偶尔也有横环纹。唇区突出，唇片分离。齿针粗，开口大于齿针1/2。侧器由中央支撑。食道在中部扩大。背食道腺与开口间距离大。有贲门盘。雌虫卵巢1对，阴门横裂。雄虫有矛线形交合刺，有侧引带，中腹生殖乳突数个或多个。尾短，圆锥形或半球形，雌雄尾形相似。（2）前矛线属Eudorylaimus spp.分类地位：矛线目，矛线亚目，矛线总科，矛线科。形态特征：口腔内常有一个轴针或壁齿，口腔壁无角质化或肋围绕着轴针，食道前部细小，后部扩大成圆筒形或梨形，食道后部扩大部等于或大于1/3食道长，口针较短，延伸部简单，无凸缘或基部球，咽具有一轴针，口针周围无角化板，食道前部正常肌肉质，唇区不开阔，口针导环明显，无导鞘，内环乳突不在头部外侧，两性尾部皆为丝状。（3）锉齿属线虫Mylonchulus spp.分类地位：单齿目，锉齿科，锉齿属。形态特征：食道呈圆筒形，基部稍宽，口腔壁角化，至少有1个粗大的背齿。背齿位于口腔前部向前指，相对位置上有2列边缘齿。经温和热杀死后向腹面弯曲，唇区分开，口囊腹壁小齿6排，雌虫双卵巢，尾短，圆锥形，在尾近中部突然向腹面弯曲。（4）单齿属线虫Mononchus spp.分类地位：单齿目，单齿科。形态特征：虫体长1～6mm。食道呈圆筒形，基部稍宽，口腔壁角化，至少有1个粗大的背齿。口腔卵圆形。背齿大，位于口腔前部1/3，齿尖向前，无亚腹齿。背齿相对处亚腹侧口腔壁有2道横肋。卵巢1对，偶单个。雄虫常见，交合刺细长。生殖附器10～47个不等。雌雄尾形相似。尾腺和尾腺管明显。在分离鉴定的4个属线虫中，孔咽属在土壤线虫总数中占优势，属于亚优势属。在连作田和撂荒田中仅发现了孔咽属；在水改旱中捕食性线虫的种类最多，4个属的线虫均有出现，其中孔咽属和锉齿属为常见属，前矛线属和单齿属为一般属。轮作中没有发现单齿属线虫，而其他3属线虫均存在，但孔咽属明显少于其他3种耕作方式。不同耕作方式大豆田中，捕食性线虫的种类和数量均有差异（表1）。OrderGeneraContinuouscroppingRotationPaddy-uplandFallowDorylaimidaAporcelaimus9.51%b1.40%c4.48%c6.84%bProdorylaimus0.01%d0.27%dMononchidaMylonchulus0.02%d1.10%cMononchus0.07%dTable 1 The genus,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ominance of predatory nematode in four tillage practice2.1.2 植物寄生线虫种群的多样性 本试验共分离鉴定出植物寄生线虫1个目15个属（详见表2）。各耕作方式中植物寄生线虫都是大豆田中线虫的优势种群。不同耕作方式中植物寄生线虫的各属分布情况不同，连作中的种类最多，轮作其次，而撂荒中植物寄生线虫的种类最少。螺旋属在各种耕作方式中均占有优势地位，在轮作中相对丰度高达90.55%。胞囊属在各种耕作土壤中也均有分布，在连作和撂荒中为优势属，在轮作中为常见属，水改旱中则属于一般属。其他各属多为一般属。OrderGeneraContinuouscroppingRotationPaddy-uplandFallowTylenchidaHelicotylenchus30.42%a90.55%a71.45%a41.53%aPararotylenchus0.04%d—0.01%d0.17%dScutellonema0.09%d——Criconemella—0.01%d——Hoplolaimus0.01%d0.01%d——Pratylenchus—0.42%d——Paratylenchus0.06%d0.01%d—0.07%dHeterodera35.47%a1.09%c0.14%d26.34%aXiphinema0.15%d——Neothada—0.01%d—0.01%dTylenchus0.19%d—0.54%d—Filenchus0.37%d0.53%d0.11%d—Psilenchus0.13%d0.43%d0.50%d—Boleodorus0.07%d—1.07%c—Basiria0.19%d0.01%d0.16%d0.30%dTable 2 The genus,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ominance of plantparasitic nematodes in four tillage practice试验结果显示，随着大豆生育期的变化，不同耕作方式下大豆田植物寄生线虫变化基本一致，均是在大豆播种期、苗期和开花期线虫的数量变化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到结荚期线虫的数量明显增多，成熟期达最大。轮作中植物线虫总量远高于连作、水改旱和撂荒，变化最明显，其次是水改旱和撂荒。在4种耕作方式中，连作的每个时期（除播种期外）植物线虫数量都为最少，到成熟期数量增长也不显著，变化最平稳。大豆田中捕食性线虫数量比植物寄生线虫的数量少近50倍，不是土壤中的优势种群，但对环境变化较为敏感。不同耕作方式下捕食性线虫随大豆生育时期变化的趋向不同。连作和轮作中捕食性线虫变化的曲线大致相同，从播种期到成熟期先减少后增多。水改旱地块中前3个时期捕食性线虫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结荚期和成熟期急剧增加达到群体数量最大。撂荒地中捕食性线虫的数量在播种期最多，而到苗期、开花期则减少到几乎没有，结荚期时的数量又上升到4种耕作方式中的最高值，到成熟期又有所降低（图1）。不同生育期植物寄生线虫和捕食性线虫的变化曲线基本一致，从播种期到苗期、开花期缓慢减少，从开花期到成熟期逐渐增多，成熟期达到最大（图3）。从图中曲线可看出捕食性线虫的变化较植物寄生线虫有些迟滞，说明捕食性线虫的数量有可能是随着植物寄生线虫数量的增减而变化，这与土壤中线虫食物链有一定的关联性。Figure 1 Changes in numbers of plant-parasitic nematode and predatory nematode during soybean period in different tillage practicesFigure 2Figure 3 Dynamic change of plant-parasitic nematode and predatory nematode in soybean period本研究仅在大豆田发现了4属的捕食性线虫，其中孔咽属为亚优势属，存在于4种耕作方式中，而一般属锉齿属和单齿属仅存在于水改旱和轮作中；植物线虫类群中螺旋属在4种耕作方式中均为优势属，胞囊属在连作和撂荒中为优势属，在轮作和水改旱中则属于一般属；但植物线虫总数在轮作中最多，水改旱其次，撂荒和连作最少。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捕食性线虫的生育周期长而且繁殖速度慢，受到人为扰动后群体数量恢复较慢，因此该类线虫中的某些种类可以作为生物指示剂指示土壤的健康情况。本研究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的耕作方式下，植物线虫和捕食性线虫的种群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种属分布不同，数量的多寡不同。在水改旱和轮作中的捕食性线虫的种类比连作和撂荒中的丰富，而且胞囊线虫的相对丰度也很低，仅在1%左右。胞囊线虫作为大豆的重要病原物起着指示大豆胞囊线虫病害发生严重度的作用。因此，研究认为，植物线虫类群中的胞囊属和捕食性线虫类群中的锉齿属和单齿属对土壤的扰动较为敏感，能很好地反映土壤发病和健康状况的变化，可作为土壤中重要的指示生物。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大豆不同生育期，捕食性线虫的种群数量随着植物寄生线虫的增加而增加。植物寄生线虫会追随植物的生长发育而大量繁殖自身，因此在植物生育末期种群数量一般会增殖到最大，而捕食性线虫以土壤中线虫或其他生物为食，因此也会随植物线虫群体数量的增大而增加。Das等人通过对耕作田和草坪土壤中植物寄生线虫、捕食性线虫和自由生活线虫种群密度动态变化的研究中发现捕食性线虫的动态变化依赖于被捕食线虫种群多样性和密度[6]。Azmi和Choudhury分别通过对捕食性线虫Iotonchus monhystera和Mylonchulus minor种群动态的研究得出上述结论[5，7]。因此，植物寄生线虫作为捕食性线虫的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种群密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