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线虫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数土壤线虫生态学者将土壤线虫按照取食习性分成植物寄生线虫、食细菌类线虫、食真菌类线虫、捕食类或杂食类线虫、以基质为食的线虫和取食单细胞的线虫等[1]。植物寄生线虫可以通过取食植物根部，直接影响植物的营养状况或通过取食活动造成的伤口，引起与其他植物病原物的复合侵染。植物寄生线虫大多数属于垫刃目、少数是矛线目长针科和膜皮亚目毛刺科；捕食性线虫通常是以捕食土壤中的线虫、菌物、藻类及其他微动物为生，多为单齿目线虫。捕食性线虫属于自由生活线虫，通常生活周期长、繁殖能力低和对环境干扰敏感。一般不是土壤中的优势种群，但能更好地指示土壤状况的较长期变化[2]。捕食性线虫作为植物寄生线虫的捕食者具有较好的生防潜力[3，4]。对于捕食性线虫群体动态变化的研究有限，Azmi和Das&Mukhopadhyay[5，6]报道了捕食性线虫群体随着被捕食线虫的种类和密度变化而变化。Choudhury[7]对泰米尔某地的捕食性线虫Mylonchulus minor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分布和随季节的动态变化做了研究。为了深入了解捕食性线虫对土壤健康状况的指示作用，明确在耕作土壤中捕食性线虫与植物寄生线虫的关系，本试验研究了不同耕作制度大豆田中捕食性线虫种群多样性以及捕食性线虫与植物寄生线虫种群密度动态变化关系做了详细的研究。供试作物：大豆（Glycine max），辽豆11为感染大豆胞囊线虫的品种。1.2.1 田间设计 试验于2006年在辽宁省沈阳市汪家乡养竹村。定点选取连作、轮作、水稻田改旱田和撂荒4种耕作方式下的大豆田进行研究。连作3～4年，轮作方式为水稻―大豆―玉米―大豆，水稻田改旱田前茬为水稻，撂荒地为以前未种过大豆的荒地（但有野生大豆生长）。播前大豆无任何处理，分别在播种期（5月7日）、苗期（6月7日）、开花期（7月10日）、结荚期（8月7日）和成熟期（9月6日）进行取样。1.2.2 土样采集方法 每一种耕作制度采用五点法取样，去掉5cm表土挖取300g根际土壤，封口，记好标签，带回实验室及时分离。1.2.3 线虫的分离、杀死和固定 每个土样称取鲜土200g，采用淘洗—过筛—重糖离心法分离；水浴60℃，10min杀死；采用TAF固定液固定。1.2.4 土壤含水量测定 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烘箱设置80℃、12h烘干。1.2.5 线虫的计数 将每份标样摇匀后，用带刻度的吸管吸取1/3，在显微镜和体视解剖镜下进行科属鉴定并计数，然后依据测得的土壤水分将土壤线虫种群折算成100g干土中含有的线虫条数。1.2.6 线虫群落分析方法 根据线虫的取食习性和食道特征确定线虫所属类群（Yeates等，1993）。生态指数和计算方法如下：丰度（Abundance）=100g干土中土壤线虫的数量相对丰度（Relative Abundance）RA=丰度/线虫总数2.1.1 捕食性线虫种群的多样性 从各个时期的土样中，分离鉴定出捕食性线虫共2个目4个属。各属的形态特征如下：（1）孔咽属线虫Aporcelaimus spp.分类地位：矛线目，矛线亚目，矛线总科，矛线科。形态特征：食道前部细长，后部扩大呈圆筒形或梨形，口腔内常有1个轴针或壁齿。虫体大，通常大于4mm。体表由微弱棕纹和交织纹，偶尔也有横环纹。唇区突出，唇片分离。齿针粗，开口大于齿针1/2。侧器由中央支撑。食道在中部扩大。背食道腺与开口间距离大。有贲门盘。雌虫卵巢1对，阴门横裂。雄虫有矛线形交合刺，有侧引带，中腹生殖乳突数个或多个。尾短，圆锥形或半球形，雌雄尾形相似。（2）前矛线属Eudorylaimus spp.分类地位：矛线目，矛线亚目，矛线总科，矛线科。形态特征：口腔内常有一个轴针或壁齿，口腔壁无角质化或肋围绕着轴针，食道前部细小，后部扩大成圆筒形或梨形，食道后部扩大部等于或大于1/3食道长，口针较短，延伸部简单，无凸缘或基部球，咽具有一轴针，口针周围无角化板，食道前部正常肌肉质，唇区不开阔，口针导环明显，无导鞘，内环乳突不在头部外侧，两性尾部皆为丝状。（3）锉齿属线虫Mylonchulus spp.分类地位：单齿目，锉齿科，锉齿属。形态特征：食道呈圆筒形，基部稍宽，口腔壁角化，至少有1个粗大的背齿。背齿位于口腔前部向前指，相对位置上有2列边缘齿。经温和热杀死后向腹面弯曲，唇区分开，口囊腹壁小齿6排，雌虫双卵巢，尾短，圆锥形，在尾近中部突然向腹面弯曲。（4）单齿属线虫Mononchus spp.分类地位：单齿目，单齿科。形态特征：虫体长1～6mm。食道呈圆筒形，基部稍宽，口腔壁角化，至少有1个粗大的背齿。口腔卵圆形。背齿大，位于口腔前部1/3，齿尖向前，无亚腹齿。背齿相对处亚腹侧口腔壁有2道横肋。卵巢1对，偶单个。雄虫常见，交合刺细长。生殖附器10～47个不等。雌雄尾形相似。尾腺和尾腺管明显。在分离鉴定的4个属线虫中，孔咽属在土壤线虫总数中占优势，属于亚优势属。在连作田和撂荒田中仅发现了孔咽属；在水改旱中捕食性线虫的种类最多，4个属的线虫均有出现，其中孔咽属和锉齿属为常见属，前矛线属和单齿属为一般属。轮作中没有发现单齿属线虫，而其他3属线虫均存在，但孔咽属明显少于其他3种耕作方式。不同耕作方式大豆田中，捕食性线虫的种类和数量均有差异（表1）。OrderGeneraContinuouscroppingRotationPaddy-uplandFallowDorylaimidaAporcelaimus9.51%b1.40%c4.48%c6.84%bProdorylaimus0.01%d0.27%dMononchidaMylonchulus0.02%d1.10%cMononchus0.07%dTable 1 The genus,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ominance of predatory nematode in four tillage practice2.1.2 植物寄生线虫种群的多样性 本试验共分离鉴定出植物寄生线虫1个目15个属（详见表2）。各耕作方式中植物寄生线虫都是大豆田中线虫的优势种群。不同耕作方式中植物寄生线虫的各属分布情况不同，连作中的种类最多，轮作其次，而撂荒中植物寄生线虫的种类最少。螺旋属在各种耕作方式中均占有优势地位，在轮作中相对丰度高达90.55%。胞囊属在各种耕作土壤中也均有分布，在连作和撂荒中为优势属，在轮作中为常见属，水改旱中则属于一般属。其他各属多为一般属。OrderGeneraContinuouscroppingRotationPaddy-uplandFallowTylenchidaHelicotylenchus30.42%a90.55%a71.45%a41.53%aPararotylenchus0.04%d—0.01%d0.17%dScutellonema0.09%d——Criconemella—0.01%d——Hoplolaimus0.01%d0.01%d——Pratylenchus—0.42%d——Paratylenchus0.06%d0.01%d—0.07%dHeterodera35.47%a1.09%c0.14%d26.34%aXiphinema0.15%d——Neothada—0.01%d—0.01%dTylenchus0.19%d—0.54%d—Filenchus0.37%d0.53%d0.11%d—Psilenchus0.13%d0.43%d0.50%d—Boleodorus0.07%d—1.07%c—Basiria0.19%d0.01%d0.16%d0.30%dTable 2 The genus,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ominance of plantparasitic nematodes in four tillage practice试验结果显示，随着大豆生育期的变化，不同耕作方式下大豆田植物寄生线虫变化基本一致，均是在大豆播种期、苗期和开花期线虫的数量变化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到结荚期线虫的数量明显增多，成熟期达最大。轮作中植物线虫总量远高于连作、水改旱和撂荒，变化最明显，其次是水改旱和撂荒。在4种耕作方式中，连作的每个时期（除播种期外）植物线虫数量都为最少，到成熟期数量增长也不显著，变化最平稳。大豆田中捕食性线虫数量比植物寄生线虫的数量少近50倍，不是土壤中的优势种群，但对环境变化较为敏感。不同耕作方式下捕食性线虫随大豆生育时期变化的趋向不同。连作和轮作中捕食性线虫变化的曲线大致相同，从播种期到成熟期先减少后增多。水改旱地块中前3个时期捕食性线虫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结荚期和成熟期急剧增加达到群体数量最大。撂荒地中捕食性线虫的数量在播种期最多，而到苗期、开花期则减少到几乎没有，结荚期时的数量又上升到4种耕作方式中的最高值，到成熟期又有所降低（图1）。不同生育期植物寄生线虫和捕食性线虫的变化曲线基本一致，从播种期到苗期、开花期缓慢减少，从开花期到成熟期逐渐增多，成熟期达到最大（图3）。从图中曲线可看出捕食性线虫的变化较植物寄生线虫有些迟滞，说明捕食性线虫的数量有可能是随着植物寄生线虫数量的增减而变化，这与土壤中线虫食物链有一定的关联性。Figure 1 Changes in numbers of plant-parasitic nematode and predatory nematode during soybean period in different tillage practicesFigure 2Figure 3 Dynamic change of plant-parasitic nematode and predatory nematode in soybean period本研究仅在大豆田发现了4属的捕食性线虫，其中孔咽属为亚优势属，存在于4种耕作方式中，而一般属锉齿属和单齿属仅存在于水改旱和轮作中；植物线虫类群中螺旋属在4种耕作方式中均为优势属，胞囊属在连作和撂荒中为优势属，在轮作和水改旱中则属于一般属；但植物线虫总数在轮作中最多，水改旱其次，撂荒和连作最少。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捕食性线虫的生育周期长而且繁殖速度慢，受到人为扰动后群体数量恢复较慢，因此该类线虫中的某些种类可以作为生物指示剂指示土壤的健康情况。本研究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的耕作方式下，植物线虫和捕食性线虫的种群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种属分布不同，数量的多寡不同。在水改旱和轮作中的捕食性线虫的种类比连作和撂荒中的丰富，而且胞囊线虫的相对丰度也很低，仅在1%左右。胞囊线虫作为大豆的重要病原物起着指示大豆胞囊线虫病害发生严重度的作用。因此，研究认为，植物线虫类群中的胞囊属和捕食性线虫类群中的锉齿属和单齿属对土壤的扰动较为敏感，能很好地反映土壤发病和健康状况的变化，可作为土壤中重要的指示生物。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大豆不同生育期，捕食性线虫的种群数量随着植物寄生线虫的增加而增加。植物寄生线虫会追随植物的生长发育而大量繁殖自身，因此在植物生育末期种群数量一般会增殖到最大，而捕食性线虫以土壤中线虫或其他生物为食，因此也会随植物线虫群体数量的增大而增加。Das等人通过对耕作田和草坪土壤中植物寄生线虫、捕食性线虫和自由生活线虫种群密度动态变化的研究中发现捕食性线虫的动态变化依赖于被捕食线虫种群多样性和密度[6]。Azmi和Choudhury分别通过对捕食性线虫Iotonchus monhystera和Mylonchulus minor种群动态的研究得出上述结论[5，7]。因此，植物寄生线虫作为捕食性线虫的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种群密度的变化。

水稻条纹叶枯病（Rice stripe virus，RSV）是一种以介体昆虫灰飞虱传播的病毒病。该病在我国最早发生于1964年。近年来由于耕作制度、气候条件、水稻品种等的变化，导致该病再次大范围流行，给水稻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浙江省自2004年在湖州的部分晚粳稻上严重发生以来，其他地区相继发病，病情发展很快。浙江嘉兴市自2002年开始水稻条纹叶枯病零星发生，发病面积不断扩大，2004年发病面积0.33万hm2，2005年70%的乡镇发病，全市合计发病面积达1.26万hm2，占水稻种植面积的10%左右，2006年发病面积继续扩大，全市每个乡镇均有发病，发病面积达1.49万hm2，对水稻造成较大损失。目前水稻条纹叶枯病已成为浙江北部稻区影响水稻高产的主要病害之一。为此，我们从2005年起对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病与产量损失的关系开展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选用目前浙江湖州、嘉兴等地种植面积较大的晚粳品种嘉991为供试品种，种子由嘉兴市农业科学院提供，试验在嘉兴市农业科学院试验田中进行。1.2.1 试验小区设置 选定3块播栽期一致、生长均匀的田块作为试验区，其中2块田作为单丛发病率测产，分别标记为A、B区；另1块田作为小区发病率测产，标记为C区。1.2.2 发病率调查 从水稻插秧后开始定期调查试验区的田间条纹叶枯病自然发病情况，直至病情稳定。病情稳定后在田间选定发病的单丛植株和小区。定点单丛试验区每个田块分别选500丛发病植株作为供试样本。调查每丛样本的病株数与总株数，计算其株发病率，对株发病率相同的样本，各测定指标计算平均值。然后比较不同株发病率下各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并在选取发病样本的同时，每块田中分别选取20丛未发病的健康植株作为各自对照。小区发病率测产区在选定的田块上根据田间发病情况随机选取面积2～4m2的小区15个。其中13个为发病小区。统计每个发病小区内的病株数和总株数，计算每个小区发病株率；选定2个没有发病植株的小区作为对照区。1.2.3 水稻产量和经济性状考查 水稻成熟后，将选定的定点单丛和各小区样本分别收获，在实验室进行产量、秕谷率和千粒重等指标测定，定点单丛样本还进行有效穗数统计。小区样本产量统一折合成每平方米的产量，分析发病率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实验室测产结果：与对照相比，各发病样本有效穗数明显减少，且随着发病率的升高，穗数减少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产量与有效穗数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A、B两区的试验结果表明，单丛植株的株病率与减产率相当。其中A区的平均病株率与产量损失率之比为1：1.13，B区发病率与减产率比值为1：0.95，2区平均比值为1：1.04，株发病率与减产率接近1：1。病株率（%）有效穗数减穗率（%）产量（g）减产率（%）0.0010.20.0031.470.008.33101.9629.107.5312.50821.5731.300.5420.00460.7819.9036.7722.22641.1820.0036.4527.27911.7628.708.8028.575.546.0819.9036.7733.33641.1819.3338.5737.504.555.8811.7062.82表1 A区定点单丛条纹叶枯病发病率与水稻产量损失关系分析病株率（%）有效穗数减穗率（%）产量（g）减产率（%）38.46731.3729.107.5340.00641.1820.8033.9141.67641.1817.8043.4442.86460.7817.0045.9844.444.555.8813.6056.7850.00370.599.4569.9757.14370.5911.6063.1483.33190.201.9093.96续表1图1 A区发病率与有效穗数的关系图2 A区有效穗数和产量损失的关系在A区，全部发病样本的平均穗数为5.4个，对照有效穗数为10.2个。与对照相比，病丛有效穗数平均减少4.8个，减少率为47.30%。该区全部发病样本平均病株率为36.73%，产量损失率为41.64%。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病率与减产率关系分析表明，平均株发病率每上升1%，产量损失就会增加1.13%。图3 A区发病率与产量损失的关系通过对水稻株发病率、减产率和有效穗数减少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建立发病率（x）与有效穗数减少率（y）的回归方程为：y=1.0618x+6.9534，r=0.8446**；有效穗数减少率（x）与减产率（y）的回归方程为：y=1.0326x-7.8186，r=0.9322**；发病率（x）与减产率（y）的回归方程为y=1.1699x-3.1764，r=0.8400**。相关回归分析表明，有效穗数的减少与产量损失之间的关系最显著，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0.9322**，说明引起产量损失的直接原因是有效穗数的减少。病株率（%）有效穗数减穗率（%）产量（g）减产率（%）0.009023.920.008.33811.1120.5014.3011.11722.2221.1011.7914.299023.302.5920.00455.569.0062.3722.227.516.6723.053.6425.00633.3316.6030.6027.279022.207.1928.57544.4416.2032.2733.33811.1123.352.3837.50544.4412.6047.3242.865.538.8920.4014.7250.003.561.118.8063.2155.56455.5613.3044.4057.14544.449.3061.1266.67366.678.9062.7971.43366.677.3069.4975.00277.784.3082.02100.0001000.00100.00表2 B区定点单丛条纹叶枯病发病率与水稻产量损失关系分析图4 B区发病率与产量损失的关系图5 B区发病率与有效穗数的关系B区，发病样本有效穗数平均为5.3个，比对照的平均有效穗数减少3.7个，减穗率达到41.11%。所有发病样本的平均株发病率为41.46%，产量损失率为39.57%。发病率与减产率比值为1：0.95。通过对该区的样本株发病率与减产率、减穗率间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发病率（x）与减产率（y）回归方程为：y=0.9912x-1.446，r=0.8451*；发病率（x）与穗数减少（y）之间回归方程为y=0.9482x+2.2316，r=0.8726*；穗数减少（x）与产量损失（y）之间的回归方程为y=1.0278x-3.121，r=0.9531*。回归分析表明，这几个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其中穗数减少和产量损失之间关系最密切，相关达极显著水平。通过A、B两块田的试验发现，对于单丛发病植株而言，有效穗数的减少是造成产量损失的直接原因，减穗率与减产率之间关系密切。通过对小区样本各指标的田间调查和实验室测产结果，在13个供试发病小区中，所有发病小区单位面积产量都低于对照的产量，说明发病直接导致产量下降，而且从测产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小区产量损失随发病株率上升逐渐加重。供试小区最高病株率为7.97%，减产率为7.08%。13个发病小区平均株发病率为4.79%，减产率为3.52%，即发病率每上升1%，相应减产率增加0.73%。图6 B区有效穗数与产量损失的关系通过对小区病株率和减产率的相关性分析，株发病率（x）与减产率（y）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0.9765x-1.2647，r=0.8665*。病株率（%）产量（g/m2）减少量（g）减产率（%）千粒重（g）秕谷率（%）0.0819.40.00.0023.8319.091.48818.21.20.1521.6521.442.75811.09.41.1524.0815.062.93799.220.22.4723.8220.183.17812.37.10.8724.0017.143.65782.736.74.4822.4820.744.38769.250.26.1324.3817.174.38815.53.90.4824.0217.475.74782.536.94.5023.0419.896.00811.57.90.9624.4415.616.33782.536.94.5022.1119.176.46770.548.95.9724.1221.277.08761.458.07.0823.2719.227.97762.257.26.9823.5020.15表3 定点小区条纹叶枯病发病率与水稻产量损失关系分析水稻条纹叶枯病是由介体昆虫灰飞虱传播的病毒病，在水稻秧苗期和分蘖初期最易感染条纹叶枯病毒引起水稻发病，植株一旦发病很难恢复，因此，为害损失极大。在本试验中，初步明确了田间株发病率与产量损失之间的关系，即随着株发病率的上升，产量损失率增大。水稻单丛发病率与产量损失的试验表明，水稻有效穗数减少是导致减产的主要原因，水稻株发病率与产量减少率基本相近。但从小区发病率与产量损失率的试验中可以看出，整个小区内的产量损失率略低于其株发病率，这可能与边际植株的补偿有关。该项试验研究结果，为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为害程度分级，制定水稻条纹叶枯病防治指标提供了科学依据。图7 C区发病率与产量损失的关系

烟草病毒病有“烟草癌症”之称，一旦发生和蔓延，就难以控制，严重制约烟草的正常生长。目前发生最普遍、危害最严重的是烟草花叶病毒（TMV），其发生范围遍及各烟区，不仅造成烟草产量的损失，而且使烟草品质严重下降，降低烟草的烟叶等级，严重影响烟叶的经济性状。化学药剂所造成的病原物抗性和环保问题，使其应用受到较多限制；由于植物病毒系活体寄生物，侵入寄主细胞后的增殖需借助寄主的代谢，因此至今尚无安全、有效的治疗药剂。而诱导抗性作为对植物病害的诱导应答减少了植物在抗病方面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因此是较为经济有效的抗病策略，并在作物可持续病害防治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着重研究寡聚半乳糖醛酸诱导烟草抗烟草花叶病毒的能力，以期为寡聚半乳糖醛酸用于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1.1.1 供试药剂 寡聚半乳糖醛酸以及壳寡糖，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制。20%病毒A可湿性粉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四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市购）。1.1.2 供试植物 枯斑三生烟（Nicotiana tobacum L.SamSun NN）。1.1.3 供试毒源 烟草花叶病毒（TMV），本实验室保存于普通烟上。接种病毒汁液为每克含TMV的烟草病叶，加入5倍体积0.05mol/L的磷酸缓冲液（pH7.0），在研钵中研磨后纱布过滤。1.2.1 试验处理 供试药剂寡聚半乳糖醛酸设浓度为50μg/ml喷雾；浓度为75μg/ml喷雾；浓度为100μg/ml喷雾。病毒A稀释700倍喷雾。清水对照。共5个处理。1.2.2 试验实施 试验设在海南试验地中，土壤为红土。试验每个处理15株长势大小一致的6～8叶期的烟草，叶面喷雾施药。24h后汁液摩擦接种TMV病毒。在病毒汁液中加入少量石英砂，用毛笔蘸取汁液摩檫接种。枯斑三生烟苗采用半叶法接种，每株接4片叶。接种后每天观察发病情况。待全面发病后，调查病斑数。1.3.1 试验方法 选取大小一致、6～8叶期的烟草植株，均匀喷洒供试药剂寡聚半乳糖醛酸50μg/ml。处理24～96h不同时间后，进行接毒试验。采用半叶法摩擦接种。接种7天后，统计叶片上的病斑数。试验重复3次计算防效。抑制率（%）=[（对照叶片病斑数-处理叶片病斑数）/对照叶片病斑数]×100%1.4 抗性相关酶的测定1.4.1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取样叶1.4g，10.0ml 含5mmol/L巯基乙醇的硼酸缓冲液（0.05mol/L，pH 8.8），加入0.5g PVP和石英砂在研钵中研磨，在冰水中研磨成浆。10000r/min 4℃离心10min，上清液即为酶液。3ml反应体系中含50mmol/L磷酸缓冲液，13mmol/L甲硫氨酸，75μmol/L氮蓝四唑（NBT），100nM EDTA，4μmol/L核黄素，加入50μl粗酶，在日光下反应，以黑暗终止反应，立即在560nm下比色。以抑制NBT光化还原的50%为一个酶活单位。以不加酶液的光照管为对照。以磷酸缓冲液调零。1.4.2 过氧化氢酶（CAT）活性 3ml反应体系中含50mmol/L pH 7.0 PBS1.9ml，45mmol/L H2O2（2%）1.0ml和0.1ml酶液。连续记录240nm吸光度的变化。以每分钟变化0.01为一个酶活单位。试验结果表明，壳寡糖、寡聚半乳糖醛酸50μg/ml，75μg/ml，100μg/ml，以及病毒A稀释700倍都对烟草花叶病毒侵染烟草产生枯斑有抑制效果。其中寡聚半乳糖醛酸50μg/ml抑制效果最好，抑制率为52.8%，略高于阳性对照壳寡糖（49.7%）以及病毒A（31.8%）。寡聚半乳糖醛酸75μg/ml以及100μg/ml，抑制率分别为49.7%和37.9%，都高于病毒A稀释700倍。寡聚半乳糖醛酸浓度在50～100μg/ml之间是随浓度的增加，抑制率有所降低。取田间试验诱抗效果最好的寡聚半乳糖醛酸浓度50μg/ml进行温室试验，试图寻找诱抗效果最好的时间点。试验结果表明（3次重复），喷施寡聚半乳糖醛酸96h时，随着时间的延长诱抗效果越明显，枯斑产生的抑制率为62.2%，但是差异不显著，说明96h内寡聚半乳糖醛酸诱导效果基本维持稳定。处理斑点数抑制率（%）寡聚半乳糖醛酸50μg/ml92±40?52.875μg/ml98±47?49.7100μg/ml121±4337.9病毒A稀释700倍133±4031.8壳寡糖50μg/ml98±32?49.7CK195±48—表1 寡聚半乳糖醛酸不同浓度喷施对烟草花叶病毒病的防效（P处理斑点数抑制率（%）寡聚半乳糖醛酸24h89±35?37.648h91±61?36.872h80±35?44.396h54±21?64.4CK143±64—表2 寡聚半乳糖醛酸喷施不同时间对烟草花叶病毒病的防效（P2.3.1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变化 寡聚半乳糖醛酸处理烟草植株后SOD的活性变化如图1所示。处理烟草15m～12h的时间内，SOD酶活性升高，均高于对照。其中处理1h内就达到一个峰值。8～12h达到第二个峰值。推测寡聚半乳糖醛酸诱导烟草首先能够产生一个快速的SOD活性升高的反应，然后在8～12h时能诱导另外一个途径使SOD酶活升高。图1 寡聚半乳糖醛酸诱导烟草不同时间后SOD酶活2.3.2 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变化 寡聚半乳糖醛酸处理烟草植株后，CAT活性明显高于对照，处理15m～2h即达到峰值。在处理后的148h内，CAT均可保持较高的活性。说明寡聚半乳糖醛酸在2h内可以快速诱导CAT的活性，并且可以在较长时间保持诱导烟草植株CAT的活性。图2 寡聚半乳糖醛酸处理烟草不同时间后CAT活性变化目前，对于寡聚半乳糖醛酸作为植物诱导子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诱导烟草抗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较少，本实验室研究了寡聚半乳糖醛酸诱导烟草抗性的最佳浓度为50μg/ml，96h以内的诱导抗性不依赖于诱导时间的长短。本实验室也检测了诱导时间长达25天的诱抗效果，诱导抗性随时间的延长而先增加后降低，在16天达到最高。植物体在抵抗病原菌侵染的过程中，有些保护反应是在酶催化下完成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植物在逆境条件下，其膜系统的受损与生物氧自由基有关，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被认为是细胞膜的保护酶。酶活性愈高，消除氧自由基的能力越强。植物的抗逆性也愈强[1]。抗病毒剂VA诱导枯斑三生烟后，叶片中SOD活性增加，推测VA诱导枯斑三生烟对TMV的抗性可能与活性氧代谢有关，即可减少活性氧对植物的毒害作用[2]。另外，其他的能够诱导烟草抗TMV的诱导子如VFB[3]以及落葵提取液4]，均可诱导烟草中SOD酶活性的增加。本文寡聚半乳糖醛酸能够诱导烟草抗病毒，并且也伴随着SOD酶活性的升高，间接说明SOD酶活性的升高与植物抗病毒有关系。过氧化氢酶（CAT）是植物细胞内重要的活性氧清除剂，其生理作用是将H2O2还原为H2O和O2。CAT活性升高或H2O2含量降低意味着活性氧对植物细胞伤害程度的降低。病原菌侵染烟草后，总体上看，抗病品种CAT活性高于感病品种[5]。孔凡明等通过烟草与TMV不同互作体系的研究表明，接种后CAT活性均升高，在非亲和性互作的早期，CAT活性显著高于亲和性互作[6]。因此，我们推测，寡聚半乳糖醛酸诱导烟草植株CAT活性的升高，有利于提高植物抗病毒的能力。但是对于诱导烟草抗性的具体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采集安徽不同地区感染马铃薯Y病毒（PVY）的烟草和马铃薯病样，购买美国Agdia公司PVY-N株系试剂盒进行ELISA检测，部分病样检测结果呈阳性，TRIZOL法提取总RNA，根据PVY CP基因两侧的保守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CP/F、CP/R，M-MLV酶逆转录得cDNA第一链，RT-PCR扩增，克隆至pGEM-T Easy载体，转化大肠杆菌TG1，筛选阳性克隆并测序。PVY-CP-4（来自烟草病样）和PVY-CP-7（来自马铃薯病样）基因全长均为801bp，编码267个氨基酸。利用DNAStar软件对来自两个不同寄主的PVY-CP基因进行序列比较，PVY-CP-4和PVY-CP-7的核苷酸序列相似性为92.1%，这两个PVY的CP序列与已报道的18个其他PVY CP序列相似性分别为88.5%～99.4%和90.9%～98.3%。构建PVY-CP-4和PVY-CP-7与其他18个PVY CP序列的系统关系树，可以看出PVY-CP-4和PVY-CP-7各自归为一类，两者之间亲缘关系较远。PVY-CP-4基因与PVYO（EF026074）亲缘关系最近，而PVY-CP-7基因与PVYNTN（AJ890347）亲缘关系最近，实际上，PVYNTN株系是PVYN株系的一个变种。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在寄主症状、病毒长距离和细胞间运输、病毒的介体传播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的同源性在病毒株系的划分中已成为主要依据之一。根据ELISA检测结果，PVY-CP-4和PVY-CP-7均属于PVYN株系，这与PVY-CP-7的分子鉴定结果相吻合，但与PVY-CP-4的分子鉴定结果不相符。Potyvirus 属是已确定的植物病毒属中成员最多的一个，有103个确定成员和92个暂定成员，传统分类标准如种传效率、交叉保护、蚜虫介体种类、寄主范围和症状学等至今仍被用作种的分类标准（Bvrunt，1992；Shukla 等，1994）。据报道（Bos，1992；Shukla 等，1992），原来最常用的用于区分相关病毒的标准——血清学关系很不可靠，在现今病毒分类上一般仅具参考价值。目前普遍认为，只有病毒的基因组结构和序列才能真实地反映植物病毒种的分类本质（Ward等，1995）。因此，根据本实验所测出的PVY CP的核甘酸序列比对结果，安徽地区烟草寄主上感染的PVY应属于PVYO株系，而马铃薯寄主上感染的PVY应属于PVYNTN株系。

苹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果，目前全国苹果种植面积达190万hm2以上，产量达2110万t，居世界前列[1]。近几年来，苹果腐烂病在我国尤其是冀北地区，连续多年中偏重到大发生，已成为对苹果生产影响最大的病害，严重制约着我国苹果产业的健康发展。虽然目前针对苹果腐烂病的研究较多，但始终未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致使该病发生势头有增无减，蔓延十分迅速，甚至在新栽果园内都能找到大量病株。因此对该病的流行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对防治关键技术进行深入探讨势在必行。苹果腐烂病又称串皮湿、臭皮病、烂皮病，是一种发生范围广、为害程度重、损失极大的苹果树病害，全国各苹果产地均有发生，尤其是近10多年来在全国各地蔓延较迅速。该病轻者造成枝干枯死、结果能力锐减、产量和品质下降、结果年限缩短，重者可导致整树枯死，甚至毁园。据笔者近5年来调查，冀北地区苹果园苹果腐烂病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成龄果树病株率35%以上，严重的果园达到80%以上，幼树病株率也有10%左右，目前已有20%苹果园因此病而毁园。通过对产量损失率的调查，仅该病就达到20%左右，占苹果树整个病虫损失率的50%以上。苹果腐烂病的病原物是苹果黑腐皮壳，属子囊菌亚门真菌。苹果腐烂病菌是一种寄生性很弱的兼性寄生菌，具杀生寄生性。该病侵入寄主后，先处于潜伏状态，不立即致病，当树体或局部组织衰弱，或果树进入休眠期，生理活动减弱、抗病力降低时，病菌才由侵入部位向外扩展，进入致病状态[2]。因此，苹果树本身的抵抗能力强弱是该病能否发生的前提条件。2.1.1 施肥水平明显不足 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苹果是冀北地区许多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管理比较精细，平均每年每株果树施优质农家肥50 kg以上，夏季还要进行压青草、扩水盘、改良土壤、追施肥料等措施，冬季一般都要进行树干涂白。另外在病虫防治上，也基本上做到了及时防治、统一防治。因此，果树树势较强，各种病害发生均较轻。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近5 年以来，随着果品价格下降，果农积极性下降，管理比较粗放。据调查，目前有90%以上的苹果树不施用有机肥，50%以上的苹果树不追施肥料，20%以上的苹果树不施任何肥料，即使是施肥的，也多是在春季每株基施磷酸二铵等0.5 kg左右，不但养分含量单一，而且施肥量明显不足。2.1.2 掠夺式生产现象比较严重 大多数果农只追求眼前利益，一是不舍得疏花疏果，使果树负担过重，大小年现象严重，使树体过早衰弱，抵抗力下降；二是为了争取多挂果，普遍采取环剥措施，尤其是主干环剥现象还比较常见，造成环剥就有花芽、不环剥就没有花芽的恶性循环，不但造成树体衰弱、抵抗力下降、各种病害泛滥，而且使果树结果高峰期明显缩短。另外，近几年天气干旱，有的果园不能及时灌水，也是粗放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防治不当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施药次数不足。部分果农对苹果树重视不够，有的全年只施一、两次药，甚至有的果农完全不施药，也不进行其他管理，早期落叶病、瘤蚜等病虫害发生严重，造成树势极度衰弱，进而促使腐烂病大发生，提供了充足菌源，也危及到了整个果园；二是施药时期把握不好。苹果腐烂病萌芽前用药消灭枝干上的菌源十分重要，许多果农不重视此次施药，萌芽后刮除病斑必须进行，而多数果农到了花期以后病斑明显时才刮除，病斑扩展迅速，还会使病原菌大量传播；三是病斑刮除不彻底。发现病斑后，应刮除至木质部，边缘要超过病部1cm左右，而有的果农刮得浅或刮得范围小，造成病斑复发率较高，还有的果农不将刮下的病皮带走，再次形成侵染源；四是药剂选择不合理。目前用于防治腐烂病的药剂较混乱，许多果农选择不当，也是造成防治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五是不注重夏秋季施药。多数果农只注重春季涂药，不注重夏秋季喷药保护和秋季涂药保护，形成新增病斑。20世纪80年代之前，冀北地区苹果主要品种是国光，其次是金冠、元帅、红星、白龙、倭锦、鸡冠等，苹果腐烂病很少发生，但随着品种间异地交流的广泛进行，富士等新品种开始传入，腐烂病也开始迅速发生。随着果农不断栽植和对老树进行改接换头，几乎所有果园均有外来接穗不断引入，目前这些已成为当地的主栽品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菌源的不断传入，因此，品种间异地交流是苹果腐烂病发生的原因之一。苹果腐烂病的防治必须贯彻以加强栽培管理为中心内容的“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健身栽培是指在苹果生产过程中，利用农业和物理等措施促进植株生长，增强植株对病虫的抵抗能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率，从而增加苹果的产量，提高品质。健身栽培是目前生产无公害苹果最有效、最根本、最安全、最经济的手段，也是防治苹果腐烂病的最重要手段。3.1.1 加强水肥管理，提高树势 在秋季落叶后至早春萌芽前，增施以有机肥为主，N、P、K、微肥配合的基肥，适时追肥，叶面喷施氨基酸叶肥、沼渣沼液等，要根据不同树龄、不同土壤条件、不同时期采取平衡施肥措施，通过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补充叶肥等手段，增强树体对腐烂病的抵抗能力；萌芽前、春梢生长期、果实膨大期、采果后和封冻前要及时根据灌水指标灌水，保证土壤的田间持水量，尤其要防止春旱，但也要注意雨季及时排水，保证树体含水量正常，降低病菌扩展能力，促进伤口愈合。3.1.2 及时修剪，合理负担 大小年现象是造成树势衰弱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通过疏花疏果、修剪等措施，合理负担，避免树体消耗过大；适时冬剪和夏剪还可剪去病虫枝、枯死枝、内膛过密枝，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以减轻其他病虫害的为害，从而提高树势。3.1.3 及时清理病虫及残体，减少菌源 病枝、病树皮中有大量的腐烂病菌，因此要及时剪除病枝和病果、及时清理将刮下的树皮，带出园外深埋或焚烧处理，防止孢子飞散传播。3.1.4 减少环剥，避免树势衰弱 环剥在一程度上可以提高花芽分化率，从而增加挂果量，但也会造成树势衰弱，尤其是主干环剥，后果更严重，因此，应优先选用施沼渣沼液、喷芸薹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涂抹促花剂等方法，尽量少环剥。3.1.5 增加保护，防止冻害发生 冻害是诱发腐烂病的重要因素，在冬季温度较低的地区，要通过树干涂白等措施，防止冻害发生。苹果腐烂病刮除病斑工作应根据其发生规律，及时进行。当春季气温回升后，树液开始流动，营养向生长点转移，造成树体枝干营养水平相对较低，导致抗病能力迅速降低，病菌则乘机扩展蔓延，形成春季发病高峰。另外，秋季果实迅速膨大，营养向果实大量转移，也会造成树体枝干营养相对缺乏，形成秋季发病高峰。因此，刮除病斑应在每年春、秋季分别进行。通过实践表明，每年进行3次比较合适，第一次在萌芽期，此时病斑尚未蔓延；第二次在苹果花期，尤其是降过一场春雨过后，此时病斑最容易辨别，可及时发现第一次未发现的病斑；第三次是在9月份，此时是该病蔓延的另一个高峰。刮病斑时，要刮至露出木质部，边缘要超过病部1cm左右，刮好后及时涂药保护。通过笔者调查和试验，目前防效较好的涂抹药剂有：3.315%甲硫·萘乙涂抹剂（灭腐新）原液、2.12%腐殖酸铜水剂（腐烂净）原液、4%腐殖酸铜水剂（843康复剂）原液、21%过氧乙酸水剂（果富康）5倍液、精制木酢液原液、40%氟硅唑（杜邦福星）15倍液等，一般防治效果可达80%～90%。病斑涂药保护时，有一些不易发现的病斑往往被忽略，造成年年涂药年年有新发病斑。因此，全树喷药防治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有效消灭树皮浅层病菌，预防发病。可在萌芽前、谢花后2～4天、落皮层形成期（7月份）、果实生长中后期（8月下旬～9月上旬）各喷一次药，尤其是萌芽前施药尤为重要，可有效消除树体上潜伏的病菌。萌芽前喷施药剂可选用18%过氧乙酸水剂200倍液、石硫合剂5波美度、2.12%腐殖酸铜水剂100倍液、45%代森铵（施纳宁）水剂300～400倍液等；萌芽后喷施药剂可选用18%过氧乙酸水剂500倍液以及腐殖酸铜水剂等；秋季涂抹药剂可选用3.315%甲硫·萘乙涂抹剂（灭腐新）原液、腐殖酸铜类药剂等。另外，在苹果腐烂病发生高峰期，还可用21%的过氧乙酸200倍液进行树干淋洗或3～5倍液涂刷树干及骨干枝、45%代森铵（施纳宁）水剂100～200倍液涂刷树干及骨干枝，可收到很好的效果。在5～9月份，其中以5～6月份最好，用锋利的刀将所有的病皮、粗翘皮全部刮除，露出白绿或黄白色皮层为止，不要触及形成层，皮层中若有坏死病斑也一律刮除。重刮皮可将多年积累的各种类型病变组织和侵染点彻底清除，且可刺激树体产生愈伤组织，增强抗病力。对于主干上病疤较大、为害较严重的果树，要及时采取桥接或脚接的方式，促进树势恢复。

中小企业集群现象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我国许多地区中小企业发展采取了集群化发展战略。目前在河北省，由于诸多原因产生了许多中小企业集群，它们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主要作用。据统计，河北省年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的中小企业集群，所在县、市有一半以上进入了全省县域发展30强，年营业收入100亿元以上的中小企业集群中，所在县、市全部进入了30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快的地区，区域经济就壮大。尤其一些重点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了较强的区域竞争优势，推动了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河北省白沟箱包集群的营销活动进行深入剖析，对于中小企业集群开展营销活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中小企业营销现状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中小企业集群大部分集中于充分竞争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以生产中低层次的产品为主。从河北省中小企业集群的行业分布来看，行业分布广泛，如服装、纺织、五金、皮革等，但总的来说，集群的这些行业基本上属于充分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另外，河北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尤其广大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且进入和退出的经济壁垒较低。二是河北省中小企业集群基本上为内生型集群。河北省中小企业集群基本上为内生型集群，由当地的传统产业或由具有创业精神的民营企业家带动而形成，以家庭作坊为主要形式，由于实力弱，只能进入资本和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起步资本主要靠家庭积累和亲朋的援助，技术则通过模仿本地同类企业来获得，销售则依托本地的专业市场。三是中小企业集群的载体主要在小城镇。内生型集群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承袭手工业传统或通过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示范带动，由最初的农村家庭工业作坊而逐步形成的。因而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偏好在乡镇。白沟箱包业是“河北省十大区域特色产业”，它起源于白沟农村出现的一批家族式的箱包加工小作坊。它们一直主要以代理、代销、代理加工外地品牌等作为主要的业务范畴。到了90年代，白沟近万家企业中，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百来家企业，但作为支撑白沟箱包产业的仍旧是加工户和小作坊。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35%，在华北、西北、东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5%。目前已拥有规模企业200多家，加工企业3000多家，个体加工户4000多家，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但是在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中，产值过千万的仅有18家，最大的加工企业用工人数不到200人，全部属于中小企业。白沟地处京、津、冀“金三角”交汇处，高碑店、雄县、容城、定兴四县交界，西倚太行山，南傍白洋淀，北距北京120公里，东距天津108公里，南距保定62公里，津、保公路在此交汇，京广、京九铁路东西侧过，交通便利。白沟人有着历史渊源的经商传统。历史上的白沟就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商贸重镇。白沟早期的包装业开始萌芽。口袋铺、柜箱铺开始兴盛，出现了许多专门生产木箱、口袋、裕链的人，既方便了过往商客，也为今天白沟的箱包奠定了基础。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对小商品生产不够重视，20世纪80年代形成小商品短缺状态，这为中小企业集群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机遇。而箱包产业属于传统产业，技术门槛不高，市场需求变化快，产品生产周期短，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白沟早年所走的“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弥补了人们日常消费品的匮乏。白沟箱包集群在营销活动中现在面临四方面困难：一是低成本优势受到威胁，而一旦低成本优势受到威胁，就会影响其市场竞争力。二是过分依赖专业市场渠道。专业市场是获取顾客和市场信息最便宜的方法，如当集群中出现大企业并建立起自己的营销网络以后，则专业市场的批发功能将出现萎缩。三是面临贸易壁垒的威胁。目前，虽然欧盟和美国尚未对我国出口的箱包设置贸易壁垒，但是遭遇贸易壁垒的危险依然存在。四是品牌维护水平低。白沟的自主品牌有600多个，但立得住的知名品牌还是太少。在对白沟箱包集群的调查中发现，从提供基础设施，到提供政策环境，白沟政府在箱包集群的营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大力整顿与维护市场秩序。白沟市场最初的发展是建立在大肆仿冒的基础上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白沟市场多次被调查整顿。对于这些农民商人而言，完全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消除仿冒几乎不可能。因此，政府实施了强制性管理，通过打假来强行推动。白沟建立了镇、村组打假工作领导责任制，以及乡村一级打假案情预警机制。同时积极推进政府、行业、企业、消费者打假联动机制，完善执法打假黑名单制度建设。二是推进品牌建设。政府主导集群内企业开展品牌自救。从2002年底开始，白沟箱包商开始争抢注册品牌商标。同时，政府采取措施宣传集群整体品牌。如白沟政府在中央台周末播出河北白沟市场的宣传广告。广告以招商、旅游为主题，使白沟以自身为品牌首次在央视亮相。2005年白沟政府举办了“白沟·中国（国际）箱包服装旅游文化艺术节”，这也是对箱包集群整体品牌的宣传。三是改善经营环境。白沟政府在加快工业集群化生产的同时，努力推进商贸集群化经营，改造专业市场，从规模、档次、品位、服务上实现整体性升级。白沟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达224亿元，其中用于城市功能完善的投资达7200万元，相继完成了9条主干道路的修筑、拓宽、延伸工程，建起“四纵七横”的城市发展框架，为客商和游人创造和谐的经营、旅游环境。四是营造诚信的人文环境。白沟政府相继制定和实行了《商户经营守则》和《服务公约》等各项规章制度。每年都组织开展“诚信经营”评比活动，依靠榜样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今的白沟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诚信”氛围。五是政府职能部门强化服务意识。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建立了统一监督检查机制，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同时，设立了质量监督服务台，随时受理群众的举报和投诉。从白沟政府在集群营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初期，由于集群中介机构不成熟及集群中社会服务体系的不完善，要依靠集群内中小企业主动实现协同效应存在着很多困难，这时当地政府的引导与服务功能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曾明确指出，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增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政府不仅不应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还要设法为增强市场调节功能创造条件，积极倡导社会诚信意识，从政府、企业、个人等三大体系入手，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培植核心营销能力是我国中小企业提升国际营销能力与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打造核心营销能力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采用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我国中小企业可通过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及与国际知名企业结盟等几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同时，利用自身绝对的低成本优势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是当前与未来的战略演进趋势。另一方面，制定国际营销策略。关于制定营销策略，首先要取得足够的国际市场信息，然后再制定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策略。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品牌营销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借鉴国际知名企业品牌营销的成功经验，中小企业亟须从以下方面加强品牌营销运作：一是强化品牌意识，树立品牌营销观念。要将“品牌系企业之生命”的理念在企业运营中反复灌输，形成共识，并使其根植于每个员工的内心深处，使所有员工都能够理解并坚守品牌信念，自觉遵从基于企业特定品牌的行为规范，严格履行品牌承诺。二是准确定位，加强管理，全力培植企业主打品牌。在明确本企业的品牌定位的基础上，着力创建企业的品牌核心价值，并进行有效的传播，让消费者明确、清晰地识别并理解企业品牌所代表的消费效用与企业个性，从而形成好感、满意乃至忠诚。三是在企业品牌框架下开展产品品牌。在企业品牌下精心设计产品品牌名称，并保持二者的一致性。除以上几点之外，努力塑造先进的、开拓的、进取的企业文化，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及战略管理，实现产品、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加快产品研发、销售的速度等途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营销能力。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市场营销环境变得日益复杂，中小企业更应集中精力培养和造就国际化竞争的人才素质和团队机制，着重进行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积累，不断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组合、更新和改造，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使中小企业能够不断地做大做强。我们也相信经过合理的规划和不懈的奋斗，我国完全有可能有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网络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力集团。

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发展往往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密切相关。1980年，一位美国人就提出这样的口号：“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我认为做得最好的，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全球化，不仅是因为它进行了更多的收购，还因为它对美国以外的人力资源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加强现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与创新，是迎接全球化挑战最紧迫的任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主要表现以下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更趋国际化。人才的跨国流动，人力资源管理将更多地受到不同的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和文化风俗的影响。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数据，全世界约有1.3亿人在国外工作，还不包括约1000万～1500万的流动人口。如何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语言的员工进行聘用考核、培训，建立适应不同文化习惯、宗教传统、法律制度的薪酬制度、安全和福利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二是人力资源特别是优秀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为了加强人才资源的争夺，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和修改移民法，在全球范围内掠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尤其把吸引人才的重心转移到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而我国在这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怎样吸引、留住高端人才是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又一难题。三是企业需要政府为争夺国际性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经济全球化使企业的竞争更多地变成对人才的竞争。四是经济全球化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力资源的管理，很重要的是建立适应人的需求的企业文化环境。目前我国的各级组织管理中对文化的作用认识及如何建设组织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是组织文化的建立和推广过程，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文化管理。要把组织的文化和精神深入到来自不同国度的每个员工的心中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又一大难题。五是政府强化了本国的人力资源实践。近年来，为了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政府制定出更多的政策需要企业遵守和执行。公司必须对人力资源管理做出相应的调整。政府的介入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提供了强大的背景力量，我国政府更是承担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在2006年修订的《劳动法》也体现了这一点。六是人力资源培训将成为企业常态性任务。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人力资源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近十年来，企业劳动力的工作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工作性质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持续而长久的转变；其次，就工作和工具而言，大量高新科研技术的运用取代了体力劳动型的脑力劳动；最后，随着国际商业往来的增多，需要员工具备越来越多的技能。据预测，21世纪有50%的工作将发生变化，30%的工作将因技术变化而消失。跨国公司也无法使用单一的管理模式，必须实现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和员工的本地化。七是经济全球化使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由于电子通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等互动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为人力资源全球化和国际化提供了条件，并日渐形成对欠发达国家人才市场的严重威胁。由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概念产生、成长的历史时，我们可以看到，从Peter F.Drucker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Human Resource到这一概念被社会所接受，其理念被企业所运作至90年代，经历了40年的过渡期。无论是西方企业和组织，还是中国的企业和组织，都是在内部的生产关系受到强烈冲击的情况下，开始由传统的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所以，任何企业和组织，都是被动地接受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新的概念，或是受到生存的胁迫，或是受到发展的诱惑。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被企业和组织整合到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知识的载体而被更多地当成智能资源结合到企业和组织的运作中来，以人本主义为根基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正式地被信息化的西方社会所接受。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COM时代，许多的公司为其所招募的新员工配发本公司的股票，公司为了留住这些智能资源而割舍自己的利益。而我国现在仍有许多企业管理者仍然把员工看成工作中的支出和消费，管理过程中尽量减少成本以提高产出率，重物轻人。传统的人事管理通常只是完成对原组织框架构建的填充。这样的人事管理行为，当企业或组织基本功能健全时，在其依然有着很大利润空间的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对于那些功能已出现问题，其存在和发展都已受到冲击的企业和组织时，原有的管理框架就会随其功能的老化而进入衰退阶段，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讲，这样的框架已沦为向下的力量，而针对企业和组织生存、发展所引进的人力资源则完全属于向上的力量，两种力量的交织导致严重的冲突，管理的框架越陈旧，引进人力资源的质量越高，冲突也就越激烈。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90年代后期又有了.COM经济的起步，但我们依然有着规模庞大的农业社会。虽然我们经过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但生产过程中的人依然继承着许多来自农业社会的观念，这些人不仅包括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也包括许多企业和组织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更包括许多社会智能资源的承载者。这就导致在很多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和决定依旧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气息，缺少理性的成分，更多是被其感觉所左右；对规矩缺乏认识，有的是盲从和反叛；对数据不感兴趣，而更依赖于经验；他们崇拜权威，缺少自主；当规模增大，组织框架复杂化时，更是觉得无所适从，只好消极地等待。总而言之，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集农业、工业以及现代信息业为一体的混合型社会。当我们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来面对这个社会时，许多的问题便会浮现出来，我们会发现，其理念的实施将是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在中国长达数千年农业社会的管理中，内耗式管理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然而，在它完成其稳定社会使命的同时，却也牺牲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消耗了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智能资源。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这种牺牲的代价似乎可以承受，但在开放式，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管理方式对企业或组织，乃至整个社会，无疑是自寻短见。扬弃这种管理方式却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这是传统，这也是中国社会千年以来管理者们手中的利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仅有50年的历史，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为主体的混合型社会，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自然也影响着社会中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缺乏科学的、有效的制度。有的不重视员工培训，把培训看成是一种消费行为，是一种负担；把培训当作解决难题的手段；对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绩效或生产率期望过高；没有认识到员工心理素质培训的重要性等等，导致员工整体素质不高，影响组织的发展。法制不健全，人才流动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法律制度的相应保护。人才招聘、选拔机制不健全。在录用方面，关系网、长官意志、任人唯亲、行政命令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人才的选拔上还存在重文凭、任人唯亲和论资排辈等问题。未来中国人事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基础配置人力资源。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档案制度、住房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打破人才的身份界限和所有制界限，建立功能完备、机制灵活的人才市场体系，消除阻碍人才流动的物质和体制壁垒，为人才的无障碍流动创造条件。人才评价制度是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的导向器，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制度，能够为人才提供值得追求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人生目标，优化社会的人才资源结构。人才评价制度的建立，要求我们改变传统评价制度中存在的论资排辈、长官意志等现象，设立科学规范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在人才市场上，人力资源和用人单位是两个平等的权利主体。要实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人力资源，必须坚持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用人的市场原则，通过规范的契约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双方的行为，建立以契约和信用为基础的人事聘用制度。人力资本是经过训练和开发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引擎。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有一般的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生产功能”，而且具有其他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效率功能”，具有提升自身及其他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的神奇功能。我国作为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制度尚不完善，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消除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障碍，提高全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根据人才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一个人的作用和成就同时取决于他的能力和受激励的程度：即成绩=能力×激励。有效的激励能够充分调动人的潜能。一方面通过物质激励。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激励优秀人才发奋创新；另一方面是通过精神激励。通过人才培养、选拔、晋升以及荣誉奖励、资格待遇等制度的改革，激励人才求知上进。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国内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人才市场的风险因素增加，与组织严密的企业组织或其他用人单位相比，人才和劳动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保护，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政府还要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对女性、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关怀和帮助。要通过健全法制，加强对人才和劳动者基本的人身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以及安全、受尊重等精神权利的保护。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保护人才的创新成果不受侵害。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其意义和影响将不仅局限于人事领域，它将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知识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