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寄生线虫是重要的植物病原物，全世界已报道的植物寄生线虫达200多属5000余种[1]，我国粗略统计到2005年底报道的植物线虫约有40属，400种[2]。植物寄生线虫不但为害植物根部，而且还为害茎、叶、花和果实。据估计全球每年因植物寄生线虫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3]。植物寄生线虫的生防因子包含天敌（真菌、细菌、病毒、立克氏体、捕食性线虫、涡虫、螨类、昆虫和原生动物等）、动植物、微生物等[4]。1917年美国的Cobb最早提出植物寄生线虫的生物防治，1924年Thorne在美国犹他州将捕食性线虫Iotonchus amphiogonicusy引入甜菜地中并获得成功。其后，各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又开始研究利用捕食线虫防治植物寄生线虫，在法国Cayrol及其合作者利用Arthrobotrys robusta和A.irregularis首先研制成功防治蘑菇栽培中的有害线虫和蔬菜根结线虫的商品制剂Royal 300[5]和Royal 350[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开始大量调查定殖于固着性线虫卵、雌虫、胞囊上的真菌，国际马铃薯中心组织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对Paecilomyces lilacinus进行了防治根结线虫的试验并取得一定结果[7]，Paecilomyces lilacinus被研制成商品制剂应用于根结线虫的防治[8]。90年代之后，植物寄生线虫的生防资源挖掘工作大量增加，新的生防因子不断被发现。据统计，关于线虫生物防治的文献中，以真菌为材料的占76%，捕食性线虫占7%，细菌和放线菌占5%左右，其余在3%以下[9]。目前，国内外发现的线虫生防因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植物寄生线虫生防真菌包括捕食性真菌、线虫内寄生真菌、卵寄生真菌、产毒真菌、菌根真菌、机会真菌。研究较多的有寡孢节丛孢（Arthrobotrys oligospora）、指状节丛孢（A.dactyloides）、淡紫拟青霉（Paecilomyces lilacinus）、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木霉属（Trichoderma spp.）、尖孢镰刀菌（Fusarium oxysporum）以及担子菌中的粗皮侧耳（Pleurotus ostreatus）等[10]。应用于植物寄生线虫的生防真菌有：节丛孢属（Arthrobotrys）的A.irregularis，A.robusta，A.conoides，A.oligospora，A.dactyloides[11]等；单顶孢霉属（Monacrosporium oudemans）的椭圆单顶孢M.ellipsosporium[12]；指状节丛孢A.dactyloides[13]。其中不规则节丛孢（A.irregularis）已经制成了商品制剂Royal 300和Royal 350。目前报道的线虫内寄生真菌主要有被毛孢菌（Hirsutella rhossiliensis=Hirsutella heteroderea）[14]和Hirsutella minnesotensis[15]。轮枝霉属（Verticillium）的8种：V.catenulatum，V.chlamydosporium（厚垣轮枝孢），V.sinensis（中国轮枝孢），V.lamellicola（菌褶轮枝霉），V.leptobactum，V.lecanii（蜡蚧轮枝霉），V.psalliotae（蘑菇轮枝霉），V.inseatorum。还有Drechmeria coniospora等[11]。我国已用厚垣孢普可尼亚菌（Pochonia chlamydospora）ZK7菌株制成了“线虫必克”商品制剂。目前研究最多的是淡紫拟青霉Paecilomyces lilacinus。该菌是一类广泛存在的线虫卵寄生土壤真菌。不少研究表明，淡紫拟青霉可以寄生根结线虫Meloidogyne spp.[16]、胞囊线虫Heterodera spp.等植物病原线虫的卵[17]，对南方根结线虫卵的寄生率高达60%～70%[7]。刘畅在18℃和25℃条件下，室内测定厚垣轮枝菌V10菌株对南方根结线虫卵的寄生效果，结果表明，在18℃和25℃条件下，V10菌株对南方根结线虫卵的相对寄生率分别为77.22%、73.00%[18]。除寄生作用外，Cayrol等还报道了淡紫拟青霉的培养滤液中含有杀线虫物质。目前，该菌株已被各国学者广泛应用于线虫的生防并成为商品制剂[19]。目前发现的有90多个杀线虫菌物毒素，其中包括担子菌、子囊菌、半知菌中的部分菌物产生杀线虫的毒素。1984年Thorn&Barron报道了侧耳属真菌的5个种具有侵染和消解线虫的活性，1987年他们证明了侧耳属侵染线虫的机制是通过产生毒素作用于线虫，向红琼等的研究也认为糙皮侧耳对腐生线虫的作用机制是杀虫寄生。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侧耳属的P.ostreatus，P.pulmonarius，P.tuberregium，P.strigosus，P.subareo latus，P.cornucopiae，P.cystidiosus，P.citrinopileatus，P.colombinus，P.shodophyllus，P.salmon seostramineus，P.sapidus，P.sajorcaju，P.florrida，P.flabellatus，P.dryinus，P.euosmus，P.eryngii，P.levis，.ferulae，P.spodoleucus，P.memberan cens，P.certicautus等23个种对线虫有活性。汪来发等对草皮侧耳属真菌对松材线虫的作用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对线虫抑制活性的测定中，经过测定的该属的不同种都对线虫有活性，但还没有活性显著强于其他种的优势种，毒力高、活性强的菌株都分属于不同的种[20]。在菌根真菌的研究中，最为关注并被研究最多的是丛枝菌根Arbusculare Mycorrhiza 简称为AM。据报道AM真菌对Globodela rostochiensis，Meloidognearenaria，M.incognita，M.javanica，Heterodera cajani，H.glycines，Helicolylenchus dihstera，Pratylenchus subrachyurus，P.pene-trans，P.zeae，Potylenchulus reniformis，Radopholus citrophilus，R.semilis，Tylenchulus semipenetrans等引起的花生、大豆、蚕豆、鹰嘴豆、棉花、燕麦、番茄、黄瓜、马铃薯、桃、葡萄、柑橘等各种线虫病害，都能不同程度地降低其为害[21]。机会真菌是可以寄生线虫的卵、胞囊或雌虫的一类真菌，有的学者把这种菌物称为机会真菌。对此类真菌的侵染机制已进行了超微结构观察和分子机制研究[22]。Chen和Dickson对12种真菌对大豆胞囊线虫卵的侵染做了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观察，其中10种能够侵染[23]。Galper等报道，Cuninghamella elegans可以产生胶原蛋白酶，其菌物在胶原蛋白培养基上的培养滤液可以抑制爪哇根结线虫卵的孵化，影响幼虫的活动和侵入[24]。1982年Zavaleta-Mejia和Van Gundy首次报道了根际细菌对番茄和黄瓜根结线虫侵染的抑制作用，随后Becker在1988年报道了根际细菌对南方根结线虫的防治作用，Jaworski等于1986年将2株对根结线虫具有防治作用的荧光假单胞Pseudomons fluorescens申请了专利。2001年据Copping报道，美国CCT Corp.公司用洋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cepacia制成了杀线剂“Deny”。到目前为止，发现有效的根际拮抗细菌有Pseudomons spp.，Bacillus spp.，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Gluconobacter spp.，Sporolactobacillus spp.，Serratia spp.，Acinebacter spp.等，这些根际细菌的作用机理和应用技术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25]。1906年美国线虫学家Cobb首次报道了巴氏杆菌Pasteuria penetrans对线虫的寄生作用。1996年，Ebert等从水蚤上重又分离到细菌寄生物P.ramosa，并以此作为巴氏杆菌的模式种。现今报道巴氏杆菌可根据其寄主类型及内生孢子分为4个种，即水虱寄生菌P.ramos、根结线虫Meloidogne spp.成虫上的寄生物P.penetrans、仅寄生短体线虫Pratylenchusbrachyurus的P.thornei及可以寄生胞囊线虫Heterodera spp.、球形胞囊线虫Globodera spp.成虫的P.nishizawae。另外有两个未鉴定的种：从德国豌豆胞囊线虫上分离的菌株和从佛罗里达长尾刺线虫上分离的菌株[26]。鉴于巴氏杆菌具备生防菌的诸多优良性状，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对该菌的研究。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距离开发成商品制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苏云金杆菌是一种广谱微生物杀虫剂，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形成芽孢的同时，也能够形成不同形态且具蛋白性质的伴孢晶体。苏云金杆菌（BT）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鳞翅目害虫的防治。1990年Davidas报道，苏云金杆菌β-外毒素对南方根结线虫、大豆胞囊线虫有毒杀作用[27]。放线菌和真菌、细菌一样，是植物寄生线虫的重要天敌类群之一。尽管对放线菌研究很少，但阿维菌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少数成功例子中典型的一个。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和分离到阿维菌素产生菌。1994年由中国农业大学和上海农药研究所等单位开发成功首个AVM产品—北农爱福丁，到2003年6月登记的AVM产品品种达到658个。近30年来国内外陆续发现了莫比霉素（Milbemycin）、戒台霉素（Jietaicin）、阿维菌素（Avermectin）、南昌霉素（Nanchangmycin）等高活性杀虫杀线虫抗生素[28～29]。病毒作为植物寄生线虫的天敌因子研究甚少。迄今为止发现的受病毒感染的线虫只有6种：南方根结线虫Meloidogyne incognita、鼠膀胱线虫Trichosomoides crassicauda、异头锥线虫Dolichodorus heterocephalus、食蚊罗索线虫Romanomermis culicivorax、马氏矮化线虫Tylenchorhynchus martini、Thaumamermis cosgrovei等 [30]。1973年Shepherd等首次报道豌豆胞囊线虫Heterodera goettingiana和马铃薯金线虫Globodera rostochiensis体内存在有立克次氏体，从而证实立克次氏体是线虫的致病因子。1979年Endo也报道大豆胞囊线虫Heyerodera glycines细胞受到立克次氏体的感染。尽管30多年前就证实立克次氏体能够感染胞囊线虫，但利用立克次氏体进行植物寄生线虫的生物防治至今未见报道。研究发现，一些植物能产生对线虫的行为和发育有较强影响的物质，最终可引起线虫死亡，或干扰卵孵化、蜕皮和激素调控，作用方式也多种多样。目前已知约有75科植物含有杀线虫物质，其中菊科和豆科植物是研究最多的杀线虫植物。非洲万寿菊（Tagetes erecta）的根部、叶部提取物都表现明显的杀线虫活性或抑制卵孵化。日本杉（Cryptomeria japonica）的叶片对南方根结线虫有显著防效[31]；毛鱼藤（Derrielliptica）根有极强杀线活性，三尖杉（Cephalotaxus fortunei）茎叶、粗榧（Cephalotaxus sinensis）树叶、狼牙刺（Sophora viciifolia）种子、紫斑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var.papaveracea）茎的抽提物对南方根结线虫和水稻潜根线虫具极强的杀线虫活性[32]。众多研究表明，万寿菊是应用植物防治线虫的生防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植物[33]。有机改良剂种类繁多，主要有壳质粗粉、植物残体及加工废料、绿肥、饼肥、堆肥和粪肥等。在有机改良剂防治根结线虫病方面国内外也有不少的报道，例如 Singh 等报道了不同植物饼肥提取物对根结线虫卵孵化的影响，发现菜子饼和棉子饼的水煮提取物可降低孵化率 90%以上[34]。本课题组研究了不同植物有机质对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效果。盆栽试验结果表明：蓖麻叶、麦糠、楝叶和花生饼粕对黄瓜根结线虫病防治效果分别达到70.44%、68.17%、56.09%和54.92%；田间小区的试验结果与盆栽试验结果基本一致，防效较好的有麦糠、楝叶、蓖麻叶和菜籽饼粕4个处理，防效分别达到71.55%、69.99%，63.14%和62.19%[35]。刘辉志研究发现将不同有机改良剂及其生防菌混用，可以提高防治效果[36]。捕食性线虫一直是国内外线虫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属有Odontopharynx，Butlerius，Onchulus，Mononchuus，Ironus，Labronema，Aporcelaimus，Sectonema，Actinoloaimus，Carcharolaimus和Nygolaimus。此外Discolaimium，Discolaimus，Eudorylaimus，Tripyla中的一些种也捕食线虫。捕食性线虫在土壤中分布广、数量大，Rahaman 和Ahmad从90个土壤样品中分离的64个种中，捕食线虫占第二位，并且Aporcelaimellus密度大，数量多[37]。捕食性节肢动物的研究也很广泛，可取食植物线虫的节肢动物主要有4种功能类型：①普通捕食者：主要有吸食猎物的螨、捕食猎物的蜈蚣、Symphylan也在此列；②线虫捕食者：主要有螨类如犹伊螨属（Eviphis）、异伊螨属（Alliphis）、Crasscheles三类吸食体液的螨类以及Alycus和无爪螨属Alicorhagia；③吸食真菌或线虫体液者：如Tydeus，Eupodes，Tarsonemus，Bakerdania，Pediculaster，Scutacarus，Speleorchestes等；④摄取线虫某一部分：如Oribatula，Zygoribatula，Pilogalumna，Tyrophagus，Folsomia，Isotoma，Oppiella，Joshuella，Ceratocepheus，Anotylus，Tullbergia，Hypogastura 等 [38～39]。经过国内外植物寄生线虫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植物寄生线虫的生物防治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量的生防资源被挖掘出来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生防因子也已被开发利用，除广泛使用的阿维菌素（AVM）和线虫必克外，还有防治蔬菜根结线虫的Pasteuria penenteans；防治植物根结线虫和胞囊线虫的Paecilomyces lilacinu，Pochonia chlamydosporia；防治大豆胞囊线虫的不产孢真菌（ARF18）；防治植物寄生线虫的Myrothecium verrucaria和H.rhossilienesis，防治松材线虫的植物杀线剂杀线一号等。线虫分子生物学技术近年来也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在线虫生防资源调查、高效生防菌株的选育、基因改良、菌剂研制、抗病育种及线虫与植物的互作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1]。此外，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评价办法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植物寄生线虫的生物防治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1）在生防因子方面，筛选出的生防因子主要是真菌，而细菌和放线菌很少，并且在植物寄生线虫的生防因子的作用机制研究方面还较匮乏。（2）所开发出的生防制剂仍然存在稳定性差、自然条件下存贮时间短的问题，并且剂型单一，推广应用难度大。（3）优良菌株筛选模型和评价体系不完备。优良菌株筛选模型和评价标准是植物寄生线虫生物防治及生防制剂开发的基础，但至今国内外仍然没有统一的、科学的筛选模型和评价标准，尤其是生防制剂的安全评价标准。（4）在杀线植物、杀线植物产品和有机改良剂利用研究方面仍较少，一些植物病原线虫如禾谷胞囊线虫的生防研究仍较滞后。（5）在植物寄生线虫的生防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生防作用研究方面，国内外报道较少，如何利用微生物高活性代谢产物为模板，开发出更多的生物源杀线剂，仍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运用有益生物防治植物病害，包括植物寄生线虫在内，是今后植物病害防治的重要手段。在自然界，线虫的天敌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有着极大的生防潜力；杀线虫植物在自然界也广泛存在。国内外学者虽然对植物寄生线虫的生物学、生态学、生防因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开发出一些生防制剂，但在植物寄生线虫的生防因子的作用机制研究方面还较匮乏，对筛选出来的生防因子进行产品开发和利用技术研究还相对滞后，致使能够在生产中应用的生防产品还相对较少，而且效果不够稳定。今后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土壤的抑菌作用问题、生防菌的风险评估、生防制剂的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问题等。在生防制剂的开发和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应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攻关，有关研究单位应加强合作和交流。此外，在利用微生物高活性代谢产物为模板，开发生物源杀线剂，对杀线植物的调查和挖掘工作也需进一步深入开展。

Zhuji Agricultural Technical Extension Center,Zhuji 311800,China水稻条纹叶枯病是由灰飞虱传播的发生严重的水稻病毒病。从2004年以来，浙江诸暨市的单季稻上条纹叶枯病发生明显上升，病害扩展蔓延速度快，对水稻安全生产构成严重威胁。为了调查探讨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病流行规律，防范病害发生流行，从2004年起，我们对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情况、影响发病几个关键因素和上升原因进行调查分析，现将结果综合整理如下：从2004～2006年调查情况看，浙江诸暨市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具有以下特点：2005 年大田调查，平均丛发病率 0.93%（0～ 2.80%）， 株发病率 0.28%（0～0.740%）。2006 年面上调查109 块田，平均丛发病率为2.51%（0～16.8%）， 株发病率0.49%（0～3.64%）， 丛发病率大于2%的田块占42%，株发病率大于1%的田块占14%。2006 年观测区调查平均丛发病率为 0.85%（0.05%～1.9%）， 株发病率为 0.16%（0.004%～0.44%）， 而2005年平均丛发病率为0.19%，株发病率为0.05%。2006年发病比2005年明显加重，条纹叶枯病在本市正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和扩展。单季稻是近年发病的主要稻作类型，而作为籼稻类型的早稻2006年也有条纹叶枯病发生。2006年5月30日在王家井会议桥机插（4月20日机插）早稻的早22品种上发现条纹叶枯病，5月底开始发病，开始是零星的发生，6月中旬加重，6月下旬调查平均丛发病率为2.33%（1.94%～2.74%），株发病率为0.06%（0.04%～0.07%）。在相同地点的连作晚稻（秀水09）上也发生了条纹叶枯病。据面上调查统计，2006年全市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面积在12万亩左右，比2005年6万亩扩大1倍以上。2006年单季稻条纹叶枯病6月中旬（常年则在7月上旬至中旬）在早播早插的制种田（浬浦镇大、小兼溪村）首先发病，其后各地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相继发生，比往年提早10天左右，呈现出面较广、个别田块发生程度较重（丛发病率达到14%～30%）的状况，7月上旬为条纹叶枯病发病高峰期。调查表明，单季稻条纹叶枯病有随播种和移栽时间的提早而提早发病的趋势。早稻、单季稻和制种田及连作晚稻条纹叶枯病的发生定田定点观察，不同稻作类型条纹叶枯病发生消长趋势亦有不同。单季稻的条纹叶枯病发生如图1和图2所示，发病有两个高峰期；制种田的发病情况与单季稻相似，也有两个高峰，峰间相隔15～20天；早稻条纹叶枯病发生从6月2日开始上升，抽穗期达到最高峰；连作晚稻（秀水09）条纹叶枯病8月14日始见病株，其后丛发病数上升，株发病数则是达到一个高峰后开始下降，过段时间又上升，这可能是由于早发病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死亡，从而造成病株数下降，后又产生一发病高峰而再次上升，见图3。图1 单季稻条纹叶枯病丛、株发病动态图2 单季稻制种田条纹叶枯病发病动态图3 连作晚稻条纹叶枯病丛、株发病动态几年来对主要推广品种在不同示范方中的条纹叶枯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见表1。从调查结果看，影响病害轻重的主要栽培因子有：2.1.1 播种或移栽时间 播种早的田块比播种迟的田块发病重，同一块秧苗不同时间移栽的迟移栽的重于早移栽田。如江藻镇汪王村、山下湖镇祥头村和枫桥镇择墅下村3个示范方种植秀优5号，王家井镇楼许村、山下湖镇义燕村和枫桥镇新店湾村3个示范方种植加优1号，阮市镇阮市村示范方种植秀水110，虽然种植的品种不同，但调查结果都表明，播种期越迟发病越轻，一般在5月底6月初播种的发病普遍轻于此前播种的。又如浬浦镇大、小兼溪村制种田5月8日播种，6月中旬就发病，6月下旬调查丛发病率为2.7%～3.6%，株发病率为0.6%，而马郦村制种基地6月5日播种，6月27日秧田仅见零星条纹叶枯病病株，月底移栽后发病很轻，丛发病率在0.1%以下。同一秧田的秧苗移栽早的田块发病要轻于移栽迟的田块，如枫桥毛家村毛国贤户有两块在同一地点的移栽田（品种秀水110，5月25日播种），分别在6月25日和6月30日移栽，7月24日调查，6月25日移栽田的条纹叶枯病丛发病率为14.5%，6月30日移栽的丛发病率达到30%，迟移栽的发病比早移栽的重1倍。分析原因可能是播种时间早，最易感病的秧苗期与灰飞虱一代成虫盛发迁入高峰期相吻合的机会多和时间长，被传毒的机率大，所以发病重；而迟播的则可能避开了成虫盛发迁入高峰期，因而发病轻。同一秧田的秧苗早栽田比迟栽田发病轻，则是由于受拔秧影响而使传毒灰飞虱集中到剩余秧苗上而大大增加被传毒的几率，靠近秧田旁边的稻苗发病重也是这个原因。示范地点栽培方式播种时间（月.日）调查块数丛发病率（%）株发病率（%）幅度平均幅度平均＞1%的田块数汪王直播6.10120～0.200.090祥头育秧6.01140～3.20.90～1.040.2641择墅下育秧5.2570.4～14.04.040.07～3.641.042楼许育秧6.0360.2～1.81.240.04～0.620.180义燕育秧5.25140.2～4.41.460.12～1.020.381新店湾育秧5.23101.2～6.22.860.2～1.450.641阮市育秧5.26151～10.45.040.27～2.771.066表1 水稻栽培方式与条纹叶枯病发生关系2.1.2 种植方式 育秧移栽的比直播田发病重。如秀优5号在汪王作直播种植的发病要比其他两个示范方轻得多，除了因播种时间不同而造成差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直播的农户在播种前都要进行清园整田后才播种，使传毒媒介灰飞虱的生存场所和食料遭到破坏而减少传毒虫量，因而播种后迁入的带毒虫量少而发病较轻；相反，育秧移栽的由于播种到移栽有20多天的秧苗期，播种时大田不翻耕整理，秧田周围也不清园等，秧苗受到周围杂草上的带毒灰飞虱传毒的机会和时间大大增加，因而发病加重。2006年在陈潘和木桥进行秧田周围清园和不清园的比较试验，结果清园的水稻条纹叶枯病株发病率为0.032%和 0.039%，不清园的为1.153%和1.06%，清园比不清园的发病要轻。浬浦马郦制种基地条纹叶枯病发生轻，除播种时间比较迟外，播种之前6～7天，整个田畈用克芜踪防除杂草，以破坏灰飞虱的生存场所和断绝其食物链的清园工作。两种种植形式的发病程度不同，主要取决于秧苗周围是否有较多的带毒灰飞虱存在，破坏灰飞虱的生存场所和断绝它的食物链是减少毒源的主要措施。2.1.3 播种形式 采用常规水田育秧要比旱地（蔬菜地）育秧发病重。如10个展示品种的秀水63、E8、浙粳22、秀水09、秀优5号、春江026、浙优9号、加乐优2号、甬优5号、加优1号在枫桥择墅下和王家井楼许都是采用育秧移栽，但楼许点采用的是旱地育秧强化栽培，择墅下点仍是常规水田育秧，结果择墅下点除E8外所有参展品种都发病，而楼许点只有秀水63、浙粳22、秀水09、春江026、加优1号发病，且发病程度要比择墅下点轻。分析原因主要在于旱地上育秧，周围灰飞虱数量少。强化栽培育秧由于秧龄短（12天左右）、密播，可在房前屋后的旱地甚至在水泥地面（铺上一层泥）上育秧，从而避免受到较多灰飞虱的侵入而减少被传毒的机会，达到减轻病情的目的。几年调查结果表明，甬优系列品种对条纹叶枯病的感染率相对较低，在条纹叶枯病发生加重的情况下，可以以甬优系列中的一些品种作为过渡。同一地点、种植方式和播种时间相近，但不同品种间发病有较大差异。通过品试田及大田的调查观察，大多数晚粳糯品种（系）为条纹叶枯病感病品种（系），但品种间发病程度有较大差异。从2006年对品种感病情况调查的结果看，E8在多点调查或试验中都没有发现条纹叶枯病的发生，在引种品试中E44、F104、杂5和联检品试中春优59、05G364、浙优2611、05G361、05G227也没有条纹叶枯病的发生，大面积示范的甬优8号，以及种植多年的甬优6号也没有发生条纹叶枯病。从种质资源看，籼粳杂交基因类型的品种基本不发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如甬优6号和E8。秀字、加字系列或一些浙粳类的粳糯稻品种发病相对较重，如秀水110等。集中育秧管理的好坏影响发病的轻重。阮市示范方和楼许示范方，采用集中浸种育秧，分户移栽，株发病率为1.06%；而楼许示范方也是集浸种育秧，但株发病仅为0.18%；除了楼许示范方播种时间比阮市示范方迟5天外，不同的是楼许点育秧前期搭棚覆盖地膜，出苗后喷施杀虫剂防治，而阮市点在秧田期管理比较粗放，针对性杀虫工作做得较差。水稻在发病后加强管理也可减轻病害损失，如枫桥毛家村毛贤佰户，种植的品种为秀水110，前期丛发病率为14%～30%，通过加强肥水管理，拔除病株，喷施菌克毒克的病毒钝化剂，后期调查丛发病率下降为9.8%～17%，株发病率下降为1.8%～3.4%，发病程度明显减轻。2.4.1 毒源地广，虫口基数高（1）种植模式的单一化造成毒源寄主多，传毒媒介昆虫生存条件好。自进入21世纪后本市水稻生产模式从原三熟制、二熟制转向大部分一熟制（单季晚稻）、部分二熟制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冬春两季都是荒芜休闲，田埂、道路、沟渠和田里杂草丛生，条纹叶枯病毒的越冬寄主广泛，为传毒媒介灰飞虱提供了良好的越冬场所。（2）灰飞虱种群数量持续上升①灯下诱虫量 2005～2006年灯下诱集灰飞虱情况如图4所示。前期虫量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出现较大诱虫峰；8月下旬诱集量增加，9月份出现全年数量最高峰。图4 2005～2006年灯下灰飞虱诱集情况②水稻秧田和本田灰飞虱发生情况 秧田灰飞虱虫量调查，6月8日平均亩虫量为8160头，均为成虫；6月16日调查，亩虫量为4140头，成虫占85.5%；6月26日调查，亩虫量为4300头，其中成虫占72%。6月12日和16日灰飞虱卵量调查，每百株秧苗有效卵分别为13粒和7粒。从单季稻3年的田间灰飞虱虫量消长调查情况看，2006年与2004年在7月上中旬都有较高的虫量，单季稻条纹叶枯病在7月29日左右有一个发病高峰期，两者发生较相吻合；7月下旬至8月上旬田间虫口数量下降，8月中旬又有所上升，到9月下旬末期灰飞虱虫量急增，为全年数量最高；进入10月灰飞虱迁入越冬场所，田间虫量下降，见图5。图5 单季稻田间灰飞虱虫量消长曲线③灰飞虱的越冬与越夏场所 初步调查结果，灰飞虱在田埂、路边的看麦娘等杂草上越冬，以3、4龄若虫为主。越冬代成虫高峰在3月24日～4月30日；一代成虫高峰在5月下旬至6月初；二代成虫高峰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灰飞虱越夏场所调查，千金子、稗草、狗牙根、马唐上发现较多灰飞虱，以成虫为主；其次为双穗雀稗、游草、狗尾草；蟋蟀草、莎草、丁香蓼上尚未见灰飞虱。从多年药剂试验的结果看，扑虱灵等对基部灰飞虱的防治效果不明显；从晚稻穗部灰飞虱的防治示范看，每亩用80%敌敌畏300ml，或用48%乐斯本100ml加水30kg，采用喷雾法的效果在70%～80%左右；毒死蜱类加异稻瘟净对灰飞虱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主治药剂吡虫啉对灰飞虱防治效果仅为40%～50%，有可能出现抗药性或耐药性。缺乏高效药剂，有利于虫源积累和上升。鉴于水稻条纹叶枯病和传毒媒介灰飞虱发生情况，影响发病因素调查分析在防控上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采取“切断毒链、治虫防病、综合治理”的对策，因地制宜地推广抗病品种，狠抓秧田和本田前期灰飞虱防治，以控制条纹叶枯病暴发为害。

辣椒的落叶、落花、落果通称“三落”。这是辣椒生产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产量影响很大，一般落花率达20%～40%，落果率达10%左右，有的更为严重。引起三落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辣椒生长过程中要求中等强度的光照，光照过强或不足，会引起“三落”。强光直射会造成生长不良，易发生日灼病，导致“三落”；光照不足同样引起生长不良，引发“三落”。温度过低（低于15℃）或温度过高（高于35℃）影响授粉及花粉管的伸长，造成辣椒子房不能受精，引起落花。气候干燥，土壤干旱，造成授粉不良或引起病毒病流行，易引起“三落”。雨涝或灌水不当，根系吸收能力减弱，致使植株生理失调或伤根，引起“三落”或死株。1.4.1 实行间作 每4行辣椒种1行玉米，玉米种在畦埂上，株距1m，每穴2株。可防止强烈阳光直射，灼伤叶片；更重要的是阻止蚜虫迁飞传毒；诱集蛀果性害虫，集中产卵于玉米叶面上，集中处理，减轻蛀果性害虫为害。1.4.2 干旱时要浇水防旱，田间喷清水增加湿度 雨涝或田间有积水时要及时防涝排水。氮肥过多，磷、钾肥相对偏少，使枝叶徒长，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平衡，引起落花，落果。氮肥过少，使植株脱肥，叶黄枝瘦，造成“三落”。防治方法：要控制氮肥，增施磷钾肥，尤其要注意硫酸锌及磷酸二氢钾的叶面追肥。根据情况及时补充磷钾肥（上述两种物质，中、前期不少于3次，后期要增施1～2次）。3.1.1 病毒病 病毒病是辣椒的重要病害。轻型病毒病只出现花叶，不会造成畸形和落叶。重型病毒病会使叶片褪绿、黄化、蕨叶；造成植株矮化、形成丛枝，畸形，引起“三落”。3.1.2 辣椒细菌性斑点病 该病又名“落叶瘟”，属细菌性病害，常会引起早期大量“三落”，影响产量。一般情况会形成疮痂病斑，高温高湿条件下不形成疮痂，而是迅速扩展为叶缘焦枯，成长叶片上形成许多小斑点，之后引起大量落叶。重茬地，生长差的田快发病较重（抗性差）。3.1.3 辣椒疫病 这是辣椒生产中为害最大的病害。常会造成整株枯死，大片死亡。3.1.4 辣椒白粉病 该病能引起叶片早落，严重者可使全株叶片落尽。此病一般在叶背形成白粉状霉层，正面出现浅黄色斑，气温高相对湿度大的情况下发病重，且传播速度快。3.1.5 炭疽病 该病为害叶片和果实，以为害果实为主，严重时会引起大量果实腐烂，造成落果。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氮肥过多会加重此病。该病俗称“撒墨水”，最初病斑呈深绿色水浸状圆点，然后扩大成圆形至椭圆形，并形成同心轮纹黑褐色，湿度大时，果面病斑上出现黑色霉层。3.1.6 蛀果型害虫 主要有棉铃虫和烟青虫，蛀食会引起落果。培育壮苗，加强肥水管理，增强植株的抗性，特别在炎热的夏季要及时追肥、灌水和排水，及时防治病虫害。与非茄科作物轮作3年以上。①培育无病适龄壮苗。播种前要用10%的磷酸三钠浸种20～30min捞出，充分洗净（如不洗净会影响种子发芽，漂洗3～4次漂洗1～2h），再催芽播种；用无病土育苗，防蚜，适时定植，壮苗定植。②促发棵，壮棵。③增施有机肥。④搞好中耕除草，及时防治蚜虫（整个生育期都防治）。⑤及时清除田间病叶、果、株残体。4.4.1 病毒病可用1.5%植病灵水剂1000倍液喷雾或用20%病毒A可湿性粉剂400～500倍液喷雾。辣椒细菌性斑点病可用硫酸链霉素（200万单位）4000倍液，每隔7天喷一次，连续喷2～3次。辣椒疫病可用72%的杜帮克露800倍液喷雾防治或70%代森锰锌600倍液喷雾防治。辣椒白粉病、炭疽病用55%的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叶面、叶被喷雾。4.4.2 蛀果型害虫可用半枯带叶杨、柳枝，10根一捆，每亩插放10捆，晚放晨收扑，可诱杀一定量成虫（杨、柳枝全枯时要更换）；用BT乳剂400～500倍液防治；用敌杀死、杀灭菊酯或灭扫利喷药防治。

近年来，水稻条纹叶枯病（Rice stripe Vir，RSV）在浙江嘉兴市呈快速上升态势，2007年全市发病面积达26.4万亩，对水稻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影响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发病流行的因素很多，如传毒媒介灰飞虱种群数量与带毒率、水稻品种抗病性、耕作制度、气候条件等。为了探索水稻播种期与灰飞虱迁移传毒和条纹叶枯病发病间的关系，为防治提供科学依据，2006～2007年进行了水稻不同播种期对病害发病程度的影响试验，现将结果综合整理如下。移栽单季晚稻，品种为秀水09。2006年与2007年均分4期播种，播种时间分别为5月15日、5月22日、5月29日和6月5日，每期间隔7天，每处理重复3次，每小区大田面积在0.5亩。播种前未做药剂浸（拌）种处理，按照处理要求时间，依次分期播种，待30天秧龄时依次分期移栽。秧田期、大田前期正常肥水管理，但不用杀虫剂、杀菌剂，让其自然发病。调查方法：秧苗移栽前调查病株率；大田期在移栽后至病情稳定期，各处理区用五点式取样法选定5点，每点40丛，计每区200丛，每隔5天调查1次，调查丛发病率与株病率，观察各处理区发病动态变化。秧田期各播种期间发病程度差异较为明显，2006年 5月15～22日播种的株病率高，分别为3.26%和2.25%，显著高于5月29日播种的0.24%，6月5日播种秧田未发病。2007年调查结果与2006年相似，见表1。调查试验表明，秧田期播种期越早，发病越重。年度播种期（月/日）5/155/225/296/520063.262.250.240.020074.205.300.370.33表1 水稻秧田不同播种期条纹叶枯病发病情况 （浙江嘉兴，2006～2007）在大田病情稳定期（7月中旬）调查，各播种期与病害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年度间、重复间基本一致。2006年的4个播种期中，从早到迟平均病丛率依次为18.5%、10.0%、5.67%和1.5%，平均病株率依次为4.07%、2.69%、1.89%和0.42%。随着播种期的推迟，病情递减。2007年的4个播种期中，前2个播种期病情重，病丛率分别为16.2%和16.67%，病株率分别为5.18%和7.31%，而后2个播种期的病丛率分别为2.7%和1.5%，病株率分别为1.9%和0.7%。试验进一步证实了播种期与发病程度间的密切关系，即播种期越早，发病越重，反之，则发病越轻。年度播种期（月/日）病丛率（%）病株率（%）重复1重复2重复3平均0.050.01重复1重复2重复3平均0.050.01200620075/1517.516.521.518.5aA4.163.164.884.07aA5/2210.510.59.010.0bB2.553.332.182.69bAB5/296.04.56.55.67cC2.021.072.571.89bBC6/52.00.52.01.5dD0.630.130.500.42cC5/1516.017.015.516.2aA6.225.214.115.18aA5/2218.015.516.516.67aA9.315.826.807.31aA5/293.03.02.02.7bB2.472.350.891.90bB6/52.01.01.51.5bB0.770.680.640.70bB表2 水稻播种期与大田条纹叶枯病发病关系调查 （浙江嘉兴，2006～2007）水稻不同播种期条纹叶枯病发病程度差异明显，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传毒介体与条纹叶枯病的流行规律所决定的。条纹叶枯病是由灰飞虱为传毒媒介的病毒病，在一定的带毒虫源基数下，灰飞虱成虫高峰的早迟直接影响病害的流行与否。2006～2007年灰飞虱在嘉兴市的一代成虫高峰在5月中、下旬，如在此期间播种，出苗后正与一代成虫传毒高峰相吻合，此时水稻播种面积小，大量灰飞虱成虫迁移在秧苗上集中传毒，病害发生就重；而推迟至6月上旬播种，灰飞虱正处低龄若虫期或卵期，迁移能力不强，且随着气温的升高，灰飞虱数量减少，此时播种，传毒机率大为降低，病害发生就轻。观察表明，水稻条纹叶枯病与其他病害一样，经历始病期、剧增期、稳定期、下降期4个阶段。始病期随着播种期的不同而不同，播种越早，发病也越早，一般在移栽后2～7天开始出现病害症状；剧增期是病情急速发展的时期，各播种期间较为一致，2006年在6月25日～7月10日，历时15天；2007年在6月28日～7月12日，历时14天。病害稳定期各播种期间差异较小，2006年、2007年均在7月10日左右，此后病情开始缓慢下降，见图1、图2。图1 大田期各播种期条纹叶枯病发病动态（浙江嘉兴，2006）水稻播种期对条纹叶枯病发病有较大影响，在自然发病情况下，秧田期与大田期播种期早，病情重；播种期迟，病情轻。分析原因这与灰飞虱迁移和传毒特性有关，水稻播种期如与一代灰飞虱成虫高峰相吻合，发病就重。在浙江嘉兴市，一代灰飞虱成虫高峰一般在5月中下旬，此时播种容易造成集中传毒。水稻条纹叶枯病防治的根本措施是抗病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在目前缺乏抗病品种的情况下，适期播种是控制病害流行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水稻播种期的选择，应根据水稻品种的特性、灰飞虱成虫传毒高峰而定，在对水稻生长发育、产量、品质等影响较小和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水稻播种期应避开灰飞虱成虫传毒高峰期，应提倡适当推迟、同期播种，在浙江嘉兴市推迟至5月底至6月中旬播种较为适宜。图2 大田期各播种期条纹叶枯病发病动态（浙江嘉兴，2007）

灰霉病是番茄栽培中的重要病害，长期依赖农药防治该病严重污染环境和产品。利用诱导抗性是植物病害可持续控制的一条有效途径。E.A.Achuo和K.Audenaert等用适宜浓度的BTH处理土壤或叶片，显著降低番茄灰霉的发病程度[1]。众多研究表明，诱导植株下位叶片，可增强诱导叶和其上非诱导叶的抗病性[2～4]；而诱导上位叶片对诱导叶及其下位非诱导叶的抗病性的影响鲜见报道。本试验比较了5种化学物质诱导不同部位叶片对番茄灰霉病发生程度的影响，为诱抗剂的使用技术提供参考和依据。番茄品种为L402，灰霉菌（Botrytis cinerea）由田间分离所得。供试化学物质分别为：CaCl2（Calcium chloride，Ca），上海化学试剂公司生产；水杨酸（Salicylic acid，SA），沈阳化学试剂厂生产；茉莉酸甲酯（Methyl jasmonate，MJ）、龙胆酸（Gentisic acid，GeA）和β-氨基丁酸（3-Aminobutyric acid，BABA），购自Sigma公司。番茄穴盘育苗，苗期管理与一般生产相同。6叶期用20mmol/L的CaCl2，3mmol/L的SA、MJ、GeA和9mmol/L的BABA涂抹第3叶片（下位叶）或第5叶片（上位叶）。5天后用浓度为106个孢子/ml的灰霉菌孢子悬液接种第4真叶的前5片小叶，接种方法采用微量注射法[7]。接种后第5天调查发病程度并计算病指数。病害分级标准为：0级，无病斑；1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5%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5%～15%；5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15%～25%；7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25%～50%；9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50%以上[7]。每处理3次重复，数据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无论是诱导第3叶片还是第5叶片，番茄灰霉病发生程度均显著低于对照。其中CaCl2、SA和GeA 诱导第3叶片和诱导第5叶片，番茄灰霉病发生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MJ和BABA诱导第3叶片番茄灰霉病发生程度显著低于诱导第5叶片的发病程度（图1）。这一现象说明，CaCl2、SA、GeA、MJ和BABA诱导番茄的抗病信号既可以向上传递，也可以向下传递；而CaCl2、SA和GeA诱导的抗病信号向上和向下传递的能力相同，MJ和BABA诱导番茄的抗病信号向上传递能力高于向下传递能力。Figure 1 Disease index after induced leav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omato试验结果表明，CaCl2、SA、GeA、MJ和BABA均可诱导番茄抗病性增强，而且诱导的抗病信号可以在植株中进行双向传递，但诱导的抗病信号向植株下部传递能力不高于向上传递能力。蔡新忠等用叶霉菌非亲和小种4诱发接种番茄第3叶片，5天后用其亲和小种5挑战接种第3叶和第4叶，结果表明，诱导植株的第3叶和第4叶发病程度均显著低于对照，发病面积下降率分别为90%和85%[2]。童蕴慧等发现，用拮抗细菌处理番茄叶片可诱导番茄抗灰霉性增加，处理叶的上一叶位叶片中PAL、POD、PPO、SOD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处理叶和上一叶位叶片中SA含量分别是对照的2.6倍和1.6倍[3]。张穗等用井冈霉素A处理珊西烟，处理叶和其上位叶片中几丁质酶和β-1，3-葡聚糖酶的活性均比对照植株相同叶位叶片显著增加，而这两种酶活性与TMV引起的烟草叶片枯斑数目呈负相关[4]。上述研究结果与本试验结果一致。所以在所用诱抗剂价格昂贵或数量不足时，建议用少量诱抗剂处理植株下位叶片来达到防病目标。

2005年7月21日，我国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际金融环境，及时地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汇率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实现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循序增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2008年1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创新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人民币7.2996元，2008年首日交易日即创下2005年7月汇改以来新高。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破7.3大关，人民币升幅达10%。金融市场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的外贸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具有较大的影响，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年来，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民币汇率存在升值压力的原因是一个国内与国际间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紧密相结合的问题。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说主要可分为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从国际环境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主要依据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等因素。在国内物价日趋上涨的今天，政府希望提高人民币价值，加快吸收外国廉价物品以缓和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等等。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演变成了国际政治问题。有些西方国家学者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或是出于嫉妒，或是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亦或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引发西方国家呼吁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二是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是由于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造成的，因此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哪种货币能够成为未来“亚元”的载体，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从经济学上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4年中国人均GDP折合美元为2100美元，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56美元，2003年人均GDP为1087美元，2004年人均GDP为1490美元，2005年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2006年是2017.6美元，2007年人均GDP为2280美元。第二，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截至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6多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20世纪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变化，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中国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贸易都在增长。最明显的一些变化还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以蒙古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蒙古经济还完全为前苏联所控制，其95%的出口都是面向苏联或其东欧卫星国。现在中国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国和贸易伙伴。以美元计，2004年上半年蒙古约有60%的出口商品流向了中国，27%的进口来自中国。贸易联系正在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更稳固的关系铺平道路。中国正在建设或力促兴建的项目包括：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管道，以及连接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和缅甸的铁路线。贸易正在推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拥有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等中国急需的资源。国际环境的这一转变对中国来说可谓巨大，在整个冷战时期，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国都是被充满敌意或怀疑态度的邻国包围的。中国政府已为缓解这些担心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消除邻国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心。当2002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东南亚和印度等邻国尤为担心中国廉价的产品将涌入它们的市场，损害其本国生产商的利益。但当前对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是遥远的美国和欧洲，因此，亚洲邻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正在消退。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的首席经济学家斯道延。坦尼夫说，亚洲邻国的心态已经变了，它们现在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它们是个机会，它们可以从中受益。虽然许多亚洲邻国对中国的担心依然存在，但中国已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商业伙伴，它的经济崛起能给别人带来利益。中亚是指位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其自然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单一；原材料工业发展较快，但加工工业滞后，且重工业依赖出口，轻工业依赖进口。我国西北的新疆作为中亚和南亚弧形经济圈中心，独特的地缘优势，无疑成为我国与中亚经济合作承接地和聚合点。通过其与中亚的贸易，构建中国与中亚各国陆上资源大通道，成为我国建立全球资源供应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地域因素，我国与中亚贸易也有互补性。据1995～2006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出口到中亚的商品主要是棉纱、肠衣、鞋、服装类、家用电器、日常生活用品、机电产品、汽车、工程机械等。从中亚主要进口能源、原材料商品，如钢材、原油、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废旧金属、非金属矿石、金属矿石、木材、畜产品、机械配件等。尽管中亚及其辐射地区的购买力比不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但因其消费结构的特殊性且消费水平较低，目前通过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基本上能够满足中亚从我国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我国与中亚的贸易条件。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我国从中亚地区进口的能源、石油以及非金属矿的成本得到了改善。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从中亚等国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大幅攀升。同时，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进口需求的上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价格的降低，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人民币升值可以优化我国与中亚贸易的商品结构。目前，我国的贸易结构还不是很合理，大多数企业都处在劳动密集型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水平上，加工收益近80%被拥有高新技术的知名品牌的外国所有者所转移。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地挤出去，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因为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让它们面临“优胜劣汰”的压力，从而不断激励企业创新、再创新。最终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可见，人民币升值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并激发其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一般的经济规律，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会削弱出口。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会造成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的提高，直接影响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而会削弱我国对中亚地区的出口。但是，根据《人民币汇率升值与贸易余额实证分析——以新疆对中亚贸易为例》的资料显示，在1994～2005年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同时，新疆与中亚的贸易余额与人民币汇率存在负相关系。从人民币汇率与新疆对中亚贸易余额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中，也同样证实了直接标价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中亚贸易余额存在负相关系，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引起新疆对中亚贸易余额加大。这是因为，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是在下降。实际有效汇率不仅涉及一国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变动，且剔除通货膨胀因素，更全面反映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也更准确反映一国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即一国实际有效汇率下降，该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相对提高，贸易账户余额易出现顺差。此外，也不能忽视包括中亚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是否升值。第一，考虑调整出口退税率，减少对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补贴。第二，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降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大型中资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调拨以及银行持有更多的海外资产等应逐步放宽，扩大国内企业和居民用汇的权利等。第三，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应下调到使人民币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国家货币如美元的收益率，从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热钱”流入我国，降低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提高贷款利率会增加出口企业的成本从而会引起出口增长放慢，降低人民币来自经常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第四，适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合理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应对人民币升值贸易冲击的关键。由人民币升值压力微观基础的分析可知，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大量外汇储备，所以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亟须技术，不但可以缓解大量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最终有利于对外国的产品出口，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有利作用。第五，循序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未来的改革方向，所以最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保障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平稳发展，必须落实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来。

菌核病为我国油菜三大病害之首，严重影响油菜的产量和品质，目前通过使用化学农药等措施对其进行防治，但是效果不很明显，且长期使用化学农药会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所以利用植物自身诱导抗病性对菌核病进行防治是现在农业生产中的新趋势。植物诱导抗病性是植物抵御病害侵袭的重要机制之一，具有作用效果明显，广谱性及环境友好等优点，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抗病策略，在农业可持续病害防治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实验室开发研制的生物农药中科六号（壳寡糖）在田间及温室实验中被证实可诱导烟草等作物对相应的病害产生防治作用[1]；田间使用中科六号可减轻油菜菌核病对油菜的影响，故本文中利用植物生理生化方法进行温室实验及生化实验，初步探讨壳寡糖诱导油菜抗菌核病的作用机制。1.1.1 供试药剂 壳寡糖（oligochitosan、COS），脱乙酰度>95%，聚合度为3-10，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制；配制成50μg/ml使用。1.1.2 供试植物 甘蓝型油菜沪油15（Brassica napus L.）温室中培养至4～6片叶期。1.1.3 供试病原菌 油菜菌核病病原菌 核盘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本实验室保存。1.2.1 实验设计 为考察接菌前不同时间壳寡糖预处理对诱抗作用的影响，分别在接菌前0～4天处理油菜植株。新鲜配置的50μg/ml壳寡糖溶液喷雾油菜植株，每株取两片叶子，确保其正反面均润湿，确保其他叶片未被喷上壳寡糖溶液。1.2.2 油菜菌核病接种方法 保存的菌核用70%乙醇浸泡30s，1%的升汞消毒10min，无菌水冲洗3次后，接种于PDA（potato dextrose agar）培养基中。在25℃下暗培养3～5天，待菌丝长满培养皿后即可进行接种。接种试验之前，先将4～6片叶期油菜植株喷上雾状水珠，用打孔器将菌丝截成直径为0.15cm大小的菌丝琼脂块，将有菌丝的一面与壳寡糖预处理的油菜叶片接触，每株取一片叶子，每片叶子上放一块菌丝琼脂块，然后用保鲜膜盖上，再喷一次雾状水珠，保持温度20℃左右，接种后每天喷一次水。1.2.3 病情指数调查方法 在接菌后第五天根据病斑占叶片面积比例调查病情指数，分级标准为：0=没有病斑；1=病斑面积占叶面积11%以下；2=病斑面积占叶面积11%～30%；3=病斑面积占叶面积31%～50%；4=病斑面积占叶面积51%以上。1.3.1 粗酶提取 取提前三天壳寡糖预处理植株进行试验，以正常、壳寡糖处理不接核盘菌和未经壳寡糖预处理接核盘菌的植株为对照。每个试验点选取4株植株，每株取系统叶和处理叶各一片，迅速放入液氮中保存。取样叶1.4g，10.0ml含5mmol/L巯基乙醇的硼酸缓冲液（0.05M，pH 8.8），加入0.5g PVP和石英砂在研钵中研磨，在冰水中研磨成浆。10000r/min 4℃离心10min，上清液即为酶液。考马斯亮蓝法测定总蛋白含量。1.3.2 脂氧合酶（LOX）活性测定 0.1ml粗酶液与3ml 0.20mM亚麻酸溶液混匀后放入30℃水浴中反应，监测5min后OD234变化值，酶活由以下公式计算：（A234末-A234初）/0.001/总蛋白含量（mg）。用滤纸片法在PDA培养基平板上进行抑菌试验，在培养基平板正中央接0.15cm大小的核盘菌菌丝琼脂块，打孔器取直径5～6mm的滤纸片，在无菌条件下浸泡壳寡糖溶液均匀后放置平板上，每皿放置5点，其中一点为对照即浸无菌水，另设不放滤纸片的培养皿平板为阴性对照，观察不同浓度处理滤纸片后其周围病菌生长状况，与对照相比，经72h恒温培养后，根据抑菌圈大小判断抑菌效果。壳寡糖溶液浓度50mg/kg，200mg/kg，500mg/kg，1000mg/kg。依据田间试验诱抗效果取最佳浓度50μg/ml进行温室试验，试图寻找防效最好的预处理时间点。对照植株在12h时就发病明显，96h后叶片枯萎。而经壳寡糖预处理者接核盘菌后12h内症状不明显，24h时产生病症，120h后叶片出现枯萎现象（图1），说明壳寡糖处理能延缓菌核病发病，壳寡糖预处理的植株都表现出一定的抗菌核病的能力接菌（表1），提前三天（72h）预处理有最佳效果，在120h时防效为54.60%，试验结果显示防效可达120h以上。图1 壳寡糖提前三天预处理后油菜接菌核病后表型变化（0h，12h，24h，48h，120h）Figure 1 Appearance of 72h before COS pretreated B.napus leaves challenged with S.sclerotiorum.（0h，12h，24h，48h，120h）预处理时间病情指数（%）防效（%）022.91—提前24h15.6231.8提前48h14.5836.35提前72h10.4154.60提前96h12.5045.44表1 不同时间壳寡糖预处理对油菜菌核病的影响Table 1 The resistance of COS pretreated B.napus to S.sclerotiorum不同处理后油菜植株LOX的活性变化如图2所示。处理叶在只接菌和COS预处理后接菌情况下，72h小后活力提高，而COS处理的植株96h后活力才提高，且COS处理后的植株LOX活力高于只接菌者。在系统叶中获利变化更明显，在48时有一个峰值，96h水平又明显提高一个途径使SOD酶活升高。这些复杂现象说明在油菜中COS可通过多种途径诱导LOX活力升高。图2 壳寡糖和核盘菌引起的LOX酶活力变化 （A）处理叶 （B）系统叶Figure 2 Effects of oligochitosan and S.sclerotiorum on activities of LOX enzymes in B.napus leafs.（A）Treat leafs （B） System leafs如表2所示，低浓度壳寡糖对核盘菌的直接抑制作用不明显。壳寡糖浓度（mg/kg）抑菌圈直径（cm）壳寡糖浓度（mg/kg）抑菌圈直径（cm）0—5000.34±0.0550无抑制10000.75±0.11100无抑制表2 不同浓度壳寡糖对核盘菌的抑菌圈直径Table 2 The inhibitory diameter of S.sclerotiorum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OS壳寡糖作为近几年研究较多的一种植物诱抗剂，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烟草、棉花、油菜等作物生产中。然而其作用机制尚不明了，本文首次进行了壳寡糖对油菜抗菌核病的研究。发现使用50μg/ml的壳寡糖溶液预处理油菜植株，可以提高其抗菌核病能力，其抗性可持续96h以上，防效可达到54.60%。防治效果虽然没有化学药剂作用明显[2]，但与其他诱抗剂效果相当[3，4]，在环境友好前提下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壳寡糖对核盘菌的生长没有显著抑制作用，于汉寿等人也发现壳聚糖对核盘菌的直接抑制作用也不明显[3，5]，说明喷施壳寡糖使油菜对菌核病产生抗性主要是因为壳寡糖诱导油菜产生了系统抗性，而不是来源于壳寡糖对菌核病的直接作用。提前三天预处理的植株有最高防效，说明壳寡糖诱导对菌核病的抗性可能有一个响应和滞后期，Molloy等人[6]报道壳寡糖诱导胡萝卜防治菌核病的最佳处理期也是接菌前三天，说明这种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脂氧合酶（LOX）在植物抗胁迫响应时扮演重要角色[7]，脂氧合酶可催化多不饱和脂肪酸转化为氢过氧化物，并最终生成重要的植物抗性反应信号分子茉莉酸（JA）。Kim等人[8]报道LOX酶水平可以被JA诱导升高，我们的实验结果说明壳寡糖可同时诱导油菜处理叶和系统叶中LOX酶活性升高，揭示壳寡糖可能是通过JA酸途径诱导植物产生抗病性的，这与我们之前利用基因芯片得出的结论相吻合[9]，但具体的信号转导网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苹果茎痘病毒（Apple stem pitting virus，ASPV）主要侵染苹果和梨，且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可导致其产量明显下降和品质改变。本研究从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茶蚕桑研究所国家砂梨资源圃采集砂梨样品52份，采用试管捕捉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TC-RT-PCR）对这些样品中的苹果茎痘病毒进行了检测，其中33份样品的ASPV检测结果为阳性，带病毒率为63.5%。取RT-PCR检测为阳性的13个样品，在温室汁液摩擦接种草本指示植物西方烟，对该病毒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分析，大部分样品的病毒分离物在西方烟叶片上表现褪绿斑点或褪绿斑、坏死斑或坏死线或网状褪绿纹。从上述样品中选取5个分离物，接种不同的草本鉴别寄主植物，以明确其寄主范围。5个分离物在昆诺藜、心叶烟、本氏烟和克利夫兰烟上均产生明显的症状，但分离物间在症状出现时间和症状类型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昆诺藜上症状表现最早，本氏烟和克里夫兰烟次之，心叶烟最晚。5个分离物在昆诺藜上均产生褪绿斑或斑点；在心叶烟主要产生褪绿斑；在本氏烟上主要产生褪绿斑点；在克里夫兰烟上只有个别分离物在叶片上产生边缘浅黄色，中间绿色的环斑；在千日红叶片上有不规则的凹陷的白斑；在苋色藜上没有明显症状。而心叶烟和苋色藜的ASPV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他草本植物的ASPV检测结果为阳性。以上结果表明，ASPV可以侵染昆诺藜、本氏烟、克利夫兰烟和千日红。取症状表现明显的两个分离物进行了致死温度的测定，接种后观察症状表现发现两个分离物在处理55℃时仍表现症状，而在处理58℃和高于58℃的温度时都不表现症状，可以初步推测该病毒的致死温度为58℃。